我阅读徐剑的报告文学《大国长剑》和《导弹旅长》的时候，还不认识他，只知道他是军人。但我从他的作品中已经看出徐剑是一位长于处理正面题材的作家。当时，我负责第一届鲁迅文学奖报告文学奖的初评组织工作。评论家李炳银较推崇《大国长剑》，我也很赞同。因为中国报告文学创作从20世纪90年代起，几乎是正面题材的天下，大量作品都是人物和行业表扬稿，已经形成了僵硬的创作模式，作品的深度不够，读者不待见，导致一部作品只有编辑和作者必看，被描述对象和他们的亲朋好友、熟人们看。报告文学作品的这种尴尬相，已然是报告文学界着力要解决的大问题。

而作为军人作家的徐剑，据我所知20多年来已出版的报告文学作品，基本上都是正面题材。以他一个军人的身份，不好去接触、反映负面题材，于是无形中给他的创作形成了压力，很难突破自己。

作家最忌讳自己重复自己，而面对一个一个的正面题材，又怎么来突破自己呢？

我已不记得第一次和徐剑是怎么见面的，约略记得是在一个饭局上。我见他每端起酒杯就一脸苦相，喝一杯酒后还是一副苦瓜相。我这张爱说人的臭嘴，就想劝告他喝酒是享受，别做痛苦状。但是由于不熟悉，我就使劲忍住了。慢慢地，与徐剑来往多了也就熟悉起来，我就忍不住地说：徐剑啊，喝酒是个愉快的事，你老弄出一副“苦瓜相”，反倒把喝酒搞成了受罪的事儿了，你还喝它干啥？于是，往后他再端酒杯时，就做出“甜瓜相”，一口扌周了后，勉强把嘴角拉成10点10分状，看上去自然还是一副受罪相。我就知道徐剑虽然有酒量，但是对酒没多大兴趣，他只是和朋友凑热闹时，不让大家扫兴罢了。

徐剑的有趣不仅在于他的随和，还在于他的拗。有一次“十一”放假，一群朋友去山西玩，到了大寨吃晚饭时商议第二天的行程，徐剑极力主张去平遥看古城，而另有人主张去黄崖洞。两个地方都是好地方，问题是“十一”长假到平遥这种人满为患的地方只能参观别人的后脑勺，而在黄崖洞就可以坦然欣赏自然风光。无论大家怎么掰开饽饽说出馅，徐剑还是坚持要去平遥看古城，其拗于此可见。因为要去黄崖洞的人多，少数服从多数，这才把徐剑裹挟了去。及至，徐剑被黄崖洞的好风光吸引了，拎着他的大炮相机，蹲着趴着躺着一通狂拍，终于承认选择这条路线是正确的。从此，大家就把徐剑定为“错误路线头子”了。

其实，徐剑的随和徐剑的拗，在他身上是相辅相成、相映成趣的。这在他的创作上表现得更明显。如他写青藏铁路建设的《东方哈达》，是下了很大功夫的，不仅用仓央嘉措情诗来为每节做引子，更是将铁路的上行下行及道岔作为作品的结构来叙述。我认为以这题材本身体现的形象作为作品的结构形式，是最为贴切的。不仅生动地表现了青藏铁路建设者的情怀，而且更深刻地凸显了青藏高原博大的人文精神。但有朋友认为他这样太注重形式不太好。徐剑听后就拉着朋友，脸红脖子粗地阐述他的创作意图，直到把朋友说得频频点头才作罢。再比如，他写了关于二炮的长篇报告文学《逐鹿天疆》后，给老编黄宾堂看，之后徐剑给我打电话说老黄没看好，要发个电子版给我再看看。至于老黄没看好什么，他没告诉我。待我看了他的《逐鹿天疆》时，我也觉得他写得不太好。后来我们见了面，我就说：你的这部长篇写得太求全了，凡你采访的人都不想落下，老觉得对不起人家似的。这哪能行啊！这内容一重复，就会有冗长而沉闷的感觉。这是你最熟悉的题材，你却忘记了节制，远没有你的长篇《国家负荷》写得生动水灵。《国家负荷》的视野和思想能力是你创作的延伸，标志着你在突破自己。徐剑听我这么一说，马上说：看来是我出了毛病了，我得推倒重来。

这就是我的兄弟徐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