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笔者视野所及，无论是大气候还是小气候，无论是大的舞台还是小的舞台，当前戏剧舞台的创作或演出，趋于一种不温不火的常态或状态。在孕育？在等待？在埋头苦干？还是正厚积薄发？准备新一轮的征程，给人们一个舞台的惊喜。

然而，惊喜归惊喜，期盼归期盼，从眼下，已被撩开大幕的舞台上，叩头碰脑是常常遇到的，文本仍然属于弱势。标记“原创”剧目的作品虽不算少，一下子能点亮眼球的却不多；翻排或重拾经典的舞台作品繁多，能使“经典”更“精”一步的甚少；扛“主旋律”重担的，鲜有成熟的作品，难以掩盖功利的倾向；活跃的小剧场舞台，缺乏艺术创作上的稳定性，内容靠谱的也不多，等等。这样的舞台现象，自有个中原因，但是笔者还是将它归结到文本创作的弱势上。这是一个节点性的结症，也是一个绕不开的瓶颈。

以笔者近期在京所观剧目为例。从宏观上看，舞台创作的整体水准，让人赞赏的不算少，有的甚至是可圈可点的。表现在：其一，具备思想性和观赏性。每个剧院，每一剧种，倾心投入，力放奇葩，展示着自身的艺术特色、特点和各自的优势。舞台面貌多数给人以焕然一新之感。其二，剧目丰富、多样、齐全，主流演出舞台和非主流演出舞台并举。比较客观地反映了当代创作境况。同时，主流舞台如北京人艺创作的《知己》等，已越来越成熟，越来越精益求精，越来越具有较高的审美价值。其三，关注了舞台的多元性，关注了文化市场的元素。如杂技、儿童类舞台，进行了有意识的拓展。同时，与时俱进，加强了当代舞台科技的应用，使舞台的视觉形象更具观赏性。

换一个视角去读解，笔者还是觉得存在种种遗憾的因素，依然是文本的话题。笔者认为，在时下的舞台文本中，“安于故俗，溺于旧闻”，“硬菜”不多，过硬的文本更少，而且，文本创作之间落差亦较大。如话剧《窝头会馆》虽然文本具有一定的水平，也展示了北京人艺二度创作上的整体实力，但仍有老舍作品的影子，要超越前者也面临极大的困难。再如，有些小剧场文本，随意性较大，快餐式创作，缺少生活品位，迎合都市白领、小众群体观众，对自我评介又过分盲目乐观，动辄与名著攀亲比高下；还有一些娱乐舞台，生硬制造一些戏剧性的矛盾和情节，不伦不类，十分勉强。舞台创作还是应该老老实实回归到自身创造的本体。不管何种形式的演出，文本内核缺失了，一切的形式都是徒劳的，都不能挽救艺术表现力和持久力上的疲软。这里，仍以现实中的观摩为例。

如类似舞剧或准舞剧的舞台，倾斜于“富态”的晚会化现象：主题不深，样式类同，盲目投入，急于求成，无疑会脱离生活，疏远观众。试想，“富态”的舞台还能“舞”得起来吗？舞剧《原野》之所以给笔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不在于舞台多么奢华，恰恰是清贫的舞台展现出与文本相匹配的时代绝唱。这样的演出值得赞赏。

再如经典、名著作品的改编。经典也需要延续生命。改编文学、艺术经典作品，是舞台创造一个不能忽视的部分，是一项需要攻坚的艺术工程，也需有一种艺术的勇气。但目前很多改编作品往往流于形式和作秀，过于注重经典作品的商业噱头，忽视其精神内涵和文本价值，以致于经典作品被篡改得面目全非。这些作品是否有真正意义上的审美阶值，值得深入探究。

论及文本的话题，我们舞台上还有不少的盲点。有的是简单的图解，或过度的解读，流露浅薄；有的甘做井底之蛙，过度自信；有的贪大求洋，自我张扬；有的自恋情结，“小资”倾向；有的舞台欲与影视攀比，景凑、舞凑，乃至放点白烟来凑的都有。这种种景象，也可以归纳为艺术创造中急躁、浮躁、暴躁。这种“躁”症的心态，已成为社会的通病，也影响了文本的创作。

针对舞台创作，笔者认为，仍需要解决或调整好与生活的关系，包括与技巧在内的关系。这既是创作的大话题，也是常谈常新的老话题。近期，笔者先后观看了两台话剧，分别是大庆话剧团的《大湿地》和承德话剧团的《雾蒙山》。两部作品对舞台文本的重视引人深思。

话剧《大湿地》并不是剧作家杨利民的代表作品。但舞台上，简单的湿地、环保、生存的故事，淳朴的湿地“卫士”老耿与他同伴的人物关系，却深深地让人思考：我们怎么啦？人类怎么啦？杨利民说：“湿地是人类的摇篮。它不仅孕育了人类，而且以其博大的胸怀和温馨的抚爱编织了人类童年绚丽多彩的梦。”我们人类却是如何面对自己的“摇篮的”？令人自扪和深思。这且不议，说其舞台创作，让人感动和感慨的是剧作家和艺术家们真诚的舞台投入。与其说他们敬畏舞台，不如说是敬畏生活。对生活的崇拜，是杨利民毕生的功课。他的舞台作品，如《大雪地》《大荒原》《地质师》等，无不扎根于自己崇拜、挚爱的黑土地。他“安贫乐道”，挖“深井”，在黑土地上耕耘、劳作、开花、结果。他为这方黑土地的舞台，已奉献出几近毕生的创作生命。

话剧《雾蒙山》的舞台，从崇拜生活的视角可以说是《大湿地》的兄弟篇。剧作讲述了普通山村里发生的故事，讲述了一段难以忘怀、人所共知，一个“运动”接着一个“运动”的岁月里人们生活、生存的情状，呈现了“与人斗其乐无穷”的怪圈。舞台上，虽然很快地翻过了这一页，但山村百姓原本淳朴、不古的心灵被扭曲，传统、厚德的道德底线被蹂躏，一时无法真正弥合遗留的创伤，成了这个舞台阵痛的主线。剧作家孙德民通过剧中主人公张春山，一位雾蒙山新一代的村支部书记，碰撞了绕不过去的生活真实。春山敢于担当，坦陈心怀，兑现了“父债子还”的诺言。他反思也好，忏悔也罢，但他心体力行，向种种困境挑战，终于解开了久久埋藏在乡亲们心头的纠结。在舞台上，创作者素描般地创造了一群鲜活的农民群像，营造出浓郁悲情的戏剧氛围，呈现了生动的、农民式的舞台语言。孙德民说，戏中支书父亲的角色，是久埋他心头的人物，有真人，也有其真事，与他认识30多年了，所以，不是“编”出来的。他创造这个人物，将其搬上了舞台，可以说还了一桩心愿。孙德民不是农民，但可以说是“农民剧作家”。从已遥远的《青松岭》一路走来，到近期的《日头日头照着我》《女人九香》等，也走过了近半个世纪，无不系着浓郁的“写农”情结。证明他是一位睿智更有责任感的写山村的剧作家。正因为他背靠“大山”，才有采掘不尽的“金矿”。

看上述这两台农村戏，纯属偶然，正好碰到这“二民”，都是在生活中走出来的剧作家，都是写当代生活的高手，卓有成果，为这方舞台留下了我们时代的艺术烙印。笔者认为，在我们的舞台上，应有更多这样的劳作者，应有更多一如既往地关注生活、认知生活、直面生活的作品，这样我们的舞台景象就可能会更美丽。

艺术创作需要技巧，更需要生活之源。当今社会生活，为我们的艺术创造、创作提供了辽阔的大空间。不管舞台艺术如何发展，抓文本永远是舞台创作的硬道理。不管什么舞台，没有成熟的文本，既排不出好戏，也培养不出优秀人才；此外，缺乏生活，缺乏对生活的真诚，舞台演出的审美品味、观赏价值，也必然会大打折扣。“打着灯笼找文本”，虽然显示了寻找优秀舞台文本过程的艰难，但是却是我们提升当下舞台创作质量的关键和基础。不管从何种角度，眼下关注文本创作，拯救“一剧之本”，绝不是耸人听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