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庆云是中国儿童文学史上一个响当当的名字。91岁高龄的她，理想仍然，灵性依旧，勤奋照样，继续用自己的创作实践证明儿童文学的价值和意义。刚读完她与女儿周蜜蜜合著的童话《会鸟语的妈妈》不久，我又读到了她的《苗山少年传奇》（湖北教育出版社），敬佩再度油然而生。

黄庆云的这部作品确是几十年的酝酿、构思所得。上世纪80年代，她担任广东省作家协会副主席时，曾深入到海南岛苗族聚居的山区，与苗山少年一起住竹屋，救小鹿； 一道翻山坡，进林场；一同建学校，听故事。她的创作就植根于对中华各民族人生命体验的丰厚积累，对长期居住于南部边疆山寨的苗族少年生存状态的深切理解，对历史发展中各民族人共同构筑中华文化的幽深洞察。这一点，说起来容易，在创作中做到却很难。

由于自然条件等限制，少数民族地区似乎天然地与贫困、闭塞、苦难联系在一起。但作家的描述不局限于此。在全书精巧而精妙的布局中，作家不仅写到了苗族儿童盘娃、小龙的祖辈受日本鬼子杀戮，以致爷爷牺牲、姑姑丢失；盘爱苗的爸爸抗战前跟汉族木匠学手艺，日本鬼子侵占海南迫使他们师徒分离；罗铁牛的太爷爷被逼着套上铁犁头给地主耕田；以及黎族女孩阿海瑾的妈妈被头人指为“禁母”，穿过烈火逃生等往昔的悲惨故事，又自然而然地通过盘娃、小龙到吊罗山去、进原始森林、上新建小学、救海南坡鹿等一系列情节，写活了苗山上的苗族孩子：朴实的盘娃、调皮的小龙、胆大的罗铁牛、懂事的盘爱苗。作家把人人都能讲出来的时代变迁、民族平等、新一代少年儿童成长的故事讲得独特，讲得别致，讲得动人，讲得留在读者心坎儿上。在小说里，时代不只是背景，不只是投影和折射，而是真真切切地存在于苗山少年的生活中。这些苗家少年和他们的亲人、乡人，都是在新时代所带来的新希望中担着新责任，过着新日子。而作品里也收藏了作家生命中的一段宝贵时光。

近年间，随着民族地区的日益开放，汉族作家写少数民族儿童生活的作品多起来。黄庆云的不同在于，她因深爱各民族儿童而对他们生活的底子深有了悟，既以民族儿童的视角书写民族发展的现实，更注重从民族民间儿童文学中汲取悬疑、巧合等艺术手法。仔细阅读就会发现，几乎每一小节的末尾，作家都抛出一个读者急于要打开的疑团，几乎每一个人物的出现，都是与苗山少年的成长和命运关联着，几乎每一样动物的描述、每一种树木的阐释，都别开生面。这就使平平常常的现实抒写变得曲曲折折、弯弯绕绕，更使苗山少年上山上学、牧牛牧鹿的普通日子洇进了奇谲奇诡的色彩，使他们求知求索、爱家爱国的美好心意洇透了奇妙奇幻的情思；于是，作品就更具感人肺腑的生活质感、引人入胜的知识内涵和耐人咀嚼的民族情味。而且，作家还不失时机地插入一些有情有理、有趣有味的民族童谣和童诗，又使苗山少年身上所体现的民族性格的发展、民族精神的焕发凝聚成一种诗情，凝集成一种诗意，凝结成一种诗性。从而形成作品整体的一种民族情调、一种地域情韵，一种儿童情愫，并由此呈现出苗山少年的美好心灵，散发出特定时代的生活气息。

显然，作家的创作是对现实主义文学传统的呼应。其间，新的历史观与民族民间美学趣味的融合，无疑联系着深广的民族文化背景，也显示了新的主流价值的重建。同时，还应看到，作家也深受中国古典小说叙事模式的影响，崇尚传奇性。比如，整部小说中，大故事套着小故事，山上故事串着山下故事，苗族故事牵着黎族故事，小孩故事连着老人故事。就像观众在剧院看一台大戏，一幕幕、一场场，中间有情景的迁动、道具的置换。但，变而不杂，繁而不乱，多而不厌，小说情节就在这样的戏剧张力中急速发展，直到结尾时盘娃、小龙认了姑姑，阖家团聚。在经过一个大循环之后，叙事归于圆满。在小说叙事上，少有静态的描摹，多通过人物的语言、行动，在事件的进行、发展中展示人物的多侧面。可以看到，小说在小孩、老人各自的经历遭遇之间，不断交错地推进叙事，并且不时地加入对山水自然情状的描绘和对热带森林气息的渲染，还巧妙地将民族的神话传说隐藏在当下的叙事中，透露出简单背后的无限丰富，透示出简炼蕴含的万般绚丽。这就使小说情节曲折而清晰明了，弯绕而直指人心。小说在书写老人追忆与小孩当下的时空变换中，时时穿插倒叙，从而使叙事更富于节奏变化，使小说的情节和人物更为出彩、更加出奇；既不断将叙事推向高潮，又留下了诸多可堪玩味、可供想象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