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我接连看了几部和抗日战争有关的著作。一部是台湾作家白先勇写他父亲、抗日名将白崇禧的《白崇禧身影》，并将白崇禧生前的照片配文字进行说明，分成了两册《中华民国》和《台湾岁月》。在第一册中，白崇禧作为国民党的将军，在抗日战争中为中华民族抵御外族的侵略，领导装备远远落后于日本侵略军的中国军队，采取以时间换取空间的战略，最终和共产党军队一起，打败了日本侵略者。里面有很多当时拍摄下来的历史图片，非常生动地记录了国破家亡时期中国人依旧壮志成城，努力抵御外侮的历史情景。从一个比较新鲜的个人化的侧面，呈现了历史的面貌。

据统计，整个抗日战争期间，在中国国土上，中国军人阵亡超过500万，日军士兵阵亡55万（这个数字不知道到底准确不），可见当时中国军队的战力与武器装备，和日本不在一个等级上。这也是有些日本人至今心里不服气，到靖国神社拜鬼的原因。

而达真的这部小说《命定》，则从另外的一个角度，给我们展示了历史在作家笔下逐渐自明的一个过程：藏族作为中华民族的优秀分子，在抗日战争时期，为抵御外族的侵略所做的可歌可泣的战斗。在阅读达真的这部《命定》之前，说实话，我并不知道藏族在抗日战争中还有这么一段历史。历史学家海登·怀特说：“历史是一种话语权。”如果没有人写这样的历史，那么，历史就在荒芜和空白中失去真相。因为历史从来都不是自明的，是需要我们不断地用良知和批判自我的努力去澄明的。于是，在达真的这部精彩的历史小说中，我首先注意到的就是，他以小说的多棱镜，呈现了历史的多棱镜，在历史小说的声音中，为我们塑造了永远难以让我忘怀的历史的肖像。

达真的这部《命定》，是一部让我感到惊喜的历史小说。其实，一切历史小说都是当代小说，克罗齐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因此，达真的这部历史小说，以历史中藏族人的个人经验，追溯和寻找真相的过程，恰恰补全了以往的历史中暂时缺乏的公共历史的侧面，这是这部小说意义重大的地方。

《命定》是一部有着从容的叙事风格，有着严谨的空间结构，在艺术上非常精彩和成熟的小说。长篇小说最重要的就是如何处理小说中的时间，其次，就是如何呈现小说中的空间结构。在时间和空间的双重结构中，这部小说都令我感到惊喜：分成两个部分的结构，既从时间上有一个叙事的节奏，也构成了“故乡”和“异乡”的空间转换，从而将历史的肖像逼真地定格在了文字的相框里。

最后，《命定》中还有着历史哲学和宗教方面的探询。什么是“命定”？面对强敌来犯，原住民应该采取什么态度？这里面，既有现实的态度，也有人生的态度，既有哲学的态度，也有宗教的态度。因此，如果说叙事即呈现，呈现即意义，那么，在《命定》中，所有这一切都归为命定中的因果，而这个因果，正是达真借助历史事件的描述，撞击了复杂历史话语的壁垒，用个体和民族的细节，生动地重塑了“历史的全景”。

战争是悲壮的，生命在战争中的毁灭都是惊心动魄的。“二战”是人类在20世纪的最大灾难之一，达真的《命定》，十分灿烂和独特地带给了我们一个新鲜的世界。这个世界既是那些隐没在历史中的人创造的，也是达真自己的创造。因为他理解的历史，不是数字的历史，而是从个体走向个体、带着气味和体温的历史；不是被时间封锁起来的古棺旧墓，而是人心的历史，是开放的，必然与现在和未来发生联系，且与每个人都息息相关的鲜明记忆。

这本书好看耐读，虽然是微观战史小说，但是小说中对人性丰富性的刻画以及大量的细节，又使著作有了藏族人民抗日的全景观。真正的好作品当具有撞碎人心的毁灭力，即使它带来了灵魂的审判和精神的剧痛。达真的这部小说达到了这个效果。

达真的小说写作十分扎实，他的艺术手法娴熟老到，通过《康巴》《命定》和即将出版的《极限》，达真肯定会成为声名鹊起、实力雄厚的小说家。可贵的是，他的小说写作呈现出一种内部的平衡和匀称，以及展现20世纪历史的扇面状的开阔性，正是在这一点上，《命定》和别的抗战题材的小说，已然划清了时间和眼界的界线。我觉得，《命定》是抗日战争题材小说进入到第三个阶段的标志性作品：如第一个阶段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那些小说，如《铁道游击队》等等，是将战争与故事传奇结合起来的通俗小说。第二个阶段是上世纪90年代以来，描写抗战正面战场的小说，比如周梅森的《黑坟》等。第三个阶段，对人在具体历史情境中的深刻探索和挖掘，对家国、民族和个体的关系的呈现上，有新的着力点，达真做到了让我们刮目相看。他未来的小说还有很多的可能性，正以其宽阔的思考能力，带给我们以新鲜的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