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小说命意上看，《命定》是一部有创新的小说。它有三个方面的特色：一、是一部有深厚藏民族文化底蕴和宗教后设背景的宏大叙事，对于常见的宏大叙事是个创新；二、成功地写出了灵魂无处安放的犯戒的扎洛，在历史大转折中接受了洗礼走向精神涅槃，找到了灵魂安放之处，小说在精神上的宿命与行动上入世的完美结合中写出了一个新的藏族民族英雄，极具人性深度；三、从战争小说层面看是一部达到了战壕真实（战争场面描写和战争中人的描写）水准的优秀战争文学文本。以下对这几个方面作一点延伸。

这些年包括早些年无论是汉族作家还是藏族作家，反映藏民族生活的作品不少，《尘埃落定》代表了发展的一个里程碑。但确有不少作品因缺少体验流于皮相。《命定》从结构、叙事，到语言、人物，甚至连章节标题都体现出对藏文化底蕴的把握。我想只要认真读过便会沉浸其中。另外与藏文化有关的是宗教。中国文学缺少宗教的后设背景。这在汉文学中尤其明显。在《命定》中我们终于看到了这一背景。以深厚的藏民族文化和宗教后设背景进行宏大叙事，是对宏大叙事套式的一种突围和创新。由于藏文化和宗教这一后设背景，作品的英雄主义基调更加高亢。作品写的五六六高地上牺牲的三营营长和战士都浩气冲天，令人感动。康巴的阿婆们为康定远征军每人送8克的戒指，贡布对侵略者的仇恨包括雪上飞被日本人炸死后仇恨的升级，作品越往后这一点越高亢，最后土尔吉守灵的诚意不仅感动了红云（书的结尾描写），更感动了读者。写英雄主义没有采取在英雄身上杂化性格，而是干净、扎实地写崇高，作品中充满着阳刚之气，一扫文坛上某些作品的颓糜之风。

写人，这是作品最成功的地方。设想一下仅写贡布这样一个人物也未尝不可，在性格中加点诸如鲁莽之类的刻画，许多作品不正是这样吗？但那就单薄多了。或者土尔吉是二号人物，作品也就是另一个面貌了。《命定》大胆地把土尔吉当成一号人物写，而“主要人物代表作品倾向”。土尔吉作为一个犯戒的扎洛，其实对宗教还是心存虔诚的，他一直都在自责，灵魂无处安放。书中写他“九年的喇嘛生活和两年的从军经历，一前一后极大的反差一直困扰和煎熬着土尔吉的心，这一隐私即便是从西康一道参军的同乡好友也少有知道。佛教徒和军人在他心灵的比对中，一个是吃斋念佛视一切生灵为伴的善徒，一个是拿枪杀人的战士，灵魂中植入了水火不容的两者，他的生命也走入了混乱无序中”。上半部中土尔吉为了一个女人贡觉措（私奔），下半部就升华为信仰与民族自尊，杀人还是不杀，同样是灵魂的挣扎，却有了根本的不同。

书中写的正是这样一个佛教徒在民族危难中被推上必须选择生存方式的道路。作品最后完成得很好，土尔吉没真正杀一个人（惟一开枪还是应日本鬼子要求）却救了不少人，这对汉族战士微不足道，对于一个信仰佛教不杀生的藏族战士却已到了极限。请看这一段重要和精彩的心理描写：“枪响的轰隆声快速‘灌入’他的耳道，那一刻他的脑袋像崩裂成无数个碎片，对人性和神性的理解在故乡的柔性和异乡的惨烈所形成的巨大反差里，终于在扣响扳机的那一刻找到了四年来一直困扰着自己的答案，佛在菩提树下顿悟的灵感像雷雨前的闪电从德干高原传来，迅速植入土尔吉的灵魂，战士和佛教徒的双重身份在残酷的战争中获得了前所未有的体验，这个体验在碎片上写着：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个体，一旦受到野兽一样的军队的凌辱，慈悲为怀的菩萨心里也充满了憎恨，真心表达了生命的最高境界——爱和友善，当然也包括他对贡觉措的爱。他在扣动扳机的同时获得了对生命的终极感悟。”于是土尔吉头一次发出放浪的狂笑，一种解脱感使他一直无处安放的灵魂找到了安放之地。因此，土尔吉成为一个精神上宿命与行动上的入世结合起来写的藏族新的英雄形象。阿来曾说：“宗教感就是宿命感。在战术上我是积极的、入世的、创造的，但在战略层面看来，我是一个宿命论者。”字典上解释宿命是迷信，但在马克思那里是这样说的：艺术与宗教同源，不同的是艺术把想象作为想象，宗教把想象当力量。土尔吉写得真实，他的心路历程就应该是现在这个样子。

说《命定》是一个优秀的战争文学文本，是因为它的战争描写真正是从一个基层士兵立场出发的。前苏联战争文学从“战役真实”到“战壕真实”，即从参谋部的运筹帷幄、大兵团布阵，写到一批战时下层军官蹲在战壕里从士兵眼里看战争，更人性，更真实了，“战壕真实派”即士兵真实派。《命定》的战场场面，由血肉横飞并由此产生的想象形成了战场的真实氛围。

不足之处是，《命定》作为一部宏大叙事，结构稍显松散，难以承载更厚重的内容；土尔吉身边几个人物包括贡布都是扁平人物，几个女人的故事还可以更丰富，以形成作品人物的更加多彩、作品更具史诗品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