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5月2日至23日，毛泽东亲自主持召开的延安文艺座谈会，对后来党的文艺政策的制定和文艺工作的健康发展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它的核心内容就是：人民群众作为历史的主人，不仅应当是文艺的主要表现对象，而且应当是文艺的主要服务对象。
今年是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70周年，在新的历史语境下，文艺创作要坚持为人民服务，文艺创作主体就必须解决如何看待自身的现实境遇问题。
这里以1957年的“探求者”为例谈一下当下如何坚持文艺创作为人民、文艺创作者如何看待自身的现实境遇的问题。
1957年因酝酿创办同人杂志“探求者”月刊而撞上“反右”成为轰动全国的江苏省“探求者”社团成员，一共有高晓声、陆文夫等8人。到该年12月，其中 6位被打成“右派”。高晓声作为首先提议办同人刊物的“主谋”，被发回原籍常州武进务农编筐。梅汝恺被送扬州西郊七里甸胡场乡张庄农业合作社劳动改造。翻译家陈椿年被降两级发配到青海。省委宣传部文艺处处长艾煊因对创办《探求者》表过态，也被打成“右派”，下放到宜兴太华山劳动。方之两次被下放，其中“文革”期间，下放江苏洪泽县劳动时，健康受损。曾华受迫害屈死。叶至诚、陆文夫没戴上“右派”帽子，但陆文夫降两级去苏州机床厂当学徒工，叶至诚被留党察看和降职处分，并下放劳动。
然而，对于50年代早期国家的“爱民而安，好士而荣”的灿烂辉煌，“探求者”们都是念念不忘的，因为这给了他们一代人以终身的正面教益，使他们永远保持着“纯信之士、骨鲠之臣”的铁石之志，因而能自觉地实践着《讲话》里提出的用文艺为人民群众服务的精神。
从1957年底到1979年这22年的时间里，“探求者”们在历史的大风中遭受吹打，可谓历经磨难，但“探求者”们都不忘自身的使命，于小处而言是秉承了书生襟抱，于大处却是实践了《讲话》的关乎人民情怀，今天看来更是令人心生敬慕之情。
现在还硕果仅存的梅汝恺，从邗江县调到扬州后，几经迁移，在夫人彭安娜教书的三元巷5号新华中学宿舍存身。在那里他白天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只有夜晚喝完两大碗稀饭咬掉两块萝卜干后，才有时间“在堆放杂物的一间斗室里，拾掇出一个角落”，坚持每晚三小时的翻译工作。1972年他开始翻译波兰杰出爱国主义作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显克微支的长篇历史小说《火与剑》。“工作室”的破门被钉死了，他就从破裂的地方进出，还自嘲说这样“保密”做的很好。6年的酷暑炎夏、数九寒冬，从未间断。他迄今译了600万字，有480万字是在这期间翻译出来的。
方之青春刚刚开放出美丽的花朵，就遭遇“反右扩大化”狂风的无情摧残，但21年的遭遇、身体受损都没有扑灭他的心灵之火，1978年“归来”后，他订了个五年计划：“我准备再做五年苦工。”有十多篇作品，准备一一写出。当肝癌病情严重住进医院后，他央求爱人李艾华：“告诉我，我还能活多久。能活三年，我就做三年的打算；倘使只能活一个月，我就马上出院，把最要紧的事情做完……”方之生命力快要耗尽时，他也没忘记作为作家的责任。他把最后的精力花在南京《青春》杂志的创刊上，他亲自电报邀请巴金为《青春》创刊号写稿。1979年10月不幸辞世，享年49岁，难怪他与他的小说被朋友评价为“一团火，一把剑”。
1958年，高晓声回到了家乡武进县农村。他和父母三口人过活，28岁的“右派”还没结婚，只有农村妇女钱素贞，不嫌他的贫穷，不怕他“右派”的铁帽“下嫁”。在1960年，甚至有三个月他一天只能吃到四两糠。他笔下的李顺大、陈奂生等人物的困境，几乎就是他自己的。高晓声在《七九小说集》的代前言《摆渡》中说：“作家没有真情实意，是应该无路可走的”。那么什么是真情实意？对谁真情实意? 也就是《讲话》说的“主要服务对象”与“态度问题”了。他在创作谈结集的《生活思考创作》中说：“跌倒了站起来，打散了聚拢来，受伤的不顾疼痛，死了灵魂不散，生生死死，都要为人民做点事，这就是作家们的信念”。这话今天听起来，似乎是豪言壮语，但这却是从1957年的“反右”中走出来的一代作家为人民写作的真诚、文艺自觉。这样做了21年的农民的高晓声，才有了“龟游大海”的不怨天不尤人的“自觉”的生活体验，才能在复出后创作出贴近农民的系列农村题材小说，“相当真实地反映了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农民的生活历程，深刻揭示了造成他们辛酸命运的政治、经济、历史及民族性格和民族心理等深层根源，形象地显示了极左路线给人民造成的苦难”。
“探求者”的重要成员陆文夫其实是泰州人，他何以能在生前即赢得“陆苏州”的美称？那也是因为他根须深深地扎进人民，扎进苏州的小巷。2005年他去世时，一位追悼者说，“陆老师总是把自己当作一介布衣，他把自己的所有情怀都融入到对苏州小人物的关注上，而涉及到国家民族的利益，他从不退让”。 陆文夫抱着“九灾十八难，不死还要干”的坚定信念，始终不渝地走在文学创作的道路上。在新时期复出之后，他推出了题为《献身》的第一篇小说。作品“反映了知识分子在历次运动受到摧残的事实，提出了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重大问题，发人深省”。
《讲话》曾谈到文艺创作的“立场问题”：“我们是站在无产阶级的和人民大众的立场。对于共产党员来说，也就是要站在党的立场，站在党性和党的政策的立场。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的文艺工作者中是否还有认识不正确或者认识不明确的呢？我看是有的。许多同志常常失掉了自己的正确的立场”。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的《决定》也强调，人民是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最深厚的力量源泉，走文化发展的群众路线，决定着文化发展的方向和性质。
今天，民众与文艺爱好者，对文艺作品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文艺创作如何正确看待自身的现实境遇，为人民写出优秀的作品？或许重温“探求者”们一生的“探求”，有益于我们去思考些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