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子龙如是形容：“许多作家面对工业，像刘姥姥进了大观园。聪明的作家都绕开工业……”于是这就成了一桩“赖汉子干不了，好汉子不愿意干”的事。有数据显示：全国每年出版一千多部长篇，有关工业的寥寥无几。

但是，东北女作家赵雁却始终不放弃工业题材的写作。今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再次出版了她钢铁工业题材的长篇小说《红昼》。赵雁称自己是“大工业的女儿”，要回报养育自己的“钢铁城市”本溪。61岁的赵雁，捧着纸墨馨香的《红昼》说：这是我的孩子。

书中描写的是北方老工业基地的钢铁往事，时间从1970年到今天。40万字，浓缩了“龙溪钢铁公司”的生存历程，塑造了老工业基地“钢铁男人”的特殊形象。

还是那句老话：写工业，最终要落实到写人的问题上，但写人却也并非最终目的。 《红昼》虽然讲述的是炼钢厂技术员林子奇和工友们的炼钢往事，但展现的却是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国家钢铁发展、社会转型的历史缩影。

如果说钢铁是国家工业的骨骼，那么，以林子奇为代表的“钢铁男人”，则是钢铁工业的灵魂。他们的艰难，背负着中国钢铁行业的艰难；他们的喜悦，充盈着中国钢铁工人的喜悦；他们的阵痛，体验着中国钢铁大军的阵痛；他们的思考，代表着中国钢铁精英的思考。

在“文革”的旋涡中，林子奇和其他知识分子一样弱小、悲哀、不幸。这个带着青春激情，准备投身祖国钢铁建设的大学生技术员，在偏远农村母亲的葬礼上被绑走，进而被诬陷为反革命，被剃光头下放到车间劳动。但他却“因祸得福”，得以置身极端苦累、异常危险的转炉炉前，成为“火烤胸前暖，风吹屁股寒”的钢铁剪影中的一员。作为一名技术员，他意外拥有了至极至深的钢铁工人的灵魂，那就是隐藏在“傻大黑粗”里的无畏和乐观。从此，他爆发了人性中的“超级幽默”，用嬉笑怒骂的亲和力，将自己与工人兄弟的血脉紧紧相连。

读来沉重的是，“老工业基地”这个充满深情的字眼儿，除了代表着忠诚和奉献，更代表着技术落后与设备陈旧的困境。新中国成立初期，他们一直用着日本人留下的简陋设备，在国内外同行面前，简直就是土得掉渣儿的老帽儿，被戏称为“不会炼钢的钢铁公司”。这时候的“钢铁男人”，只有无畏和乐观已经远远不够了。

为了学习先进的炼钢技术，林子奇在日本培训期间，用吃饭的钱复印了大量宝贵资料，用飞机托运回国钻研。为此，他不但遭受家人的埋怨，还饱受同事们的误解。在这种情况下，林子奇利用日本的资料带领车间小青年偷偷摸摸搞技术钻研，为成立厂“研究室”，他平生头一次“走后门”给厂长送狗肉。这股技术创新的热潮，使新建的炼钢厂终于炼出了好钢。而此时，他只是厂里一个不断被嫉妒者排挤的普通工程师。然而，困难和打击，都扑灭不了他心中升腾的为祖国多炼钢、炼好钢的理想主义火焰。

写《红昼》，赵雁用了10年。工业题材的写作之旅，堪称艰苦卓绝。她像一匹思想的猎豹，隐藏在日新月异的时间丛林中，目不转睛地关注着世界钢铁企业、中国钢铁企业、家乡老工业基地钢铁企业的发展变化。赵雁清醒地意识到，全球化已经把中国工业与世界工业牢牢地联系在一起。单就一个车间，一个厂矿，一个公司进行描写，已经无法深刻地理解当今的工业生活了。所以，工业题材小说的创作应当置身宏阔的全球化视野。

于是，赵雁笔下的“钢铁男人”就必须面对世纪之交全球化钢铁竞赛的挑战。这时候，理想主义已经远远不够了，传统工业题材小说中那高耸的烟囱、飞溅的钢花、挥舞的钢钎、汗流浃背的劳动者等工业意象也已经落伍了。新时代需要现代化，需要工艺革新和环境治理。

关于世纪的、全球化的挑战，龙钢人借助的是智慧与冷静。小说在此展现了广阔的视野和积极的思想深度。林子奇对国家出台的政策提出疑问，他认为：不能笼统地提“钢铁总量控制”，因为国内过剩的是低端产品，优质钢材依然依赖进口。林子奇从没有直接宣讲过自己的世界观或自己的人生大道理，但小说中提及他每练书法，必写下“正道直行”四个大字，送给徒弟和周围的人们。

《红昼》有两点是值得读者注意的，一是在工业时代写工业题材，这种“活在当下，写在当下”的现实主义创作，可以给读者置身其中、揽镜自照的真实感受；二是在道德滑坡、物欲膨胀、理想缺失的社会转型时期，老工业基地“钢铁男人”的一次次形象再现，怎不像一遍遍的晨钟暮鼓，敲击得人心一阵阵惊醒，心灵仿佛被干净的水洗过一般。

作为作家，赵雁选择的写作方向和精神立场，就像她笔下林子奇爱写的四字书法那样：正道直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