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土叙事一直是20世纪中国文学重要的叙事传统，有关乡土叙事的规范和传统一直是与中国的现代化诉求紧密相关的，因此，在这样一个社会急速转型的时代，乡土中国的存在形态是怎样的？它面临着怎样的冲击，又有着什么样的危险？这都是关注乡土中国的作家所面临的重要问题。长篇小说《农民工》让我们自然而然地想起贾平凹的《秦腔》。贾平凹所描写的乡村在城市化进程的冲击下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败和没落，中青年农民逃离农村，走向城市，只剩下大量的老弱病残留守，导致抬棺材的人都没有，与此同时，乡村文化、乡村理想也随之走向毁灭，因此评论界认为贾平凹为乡土中国奏响了一曲挽歌，《秦腔》也标志着乡土中国叙事的终结。传统乡土中国终结的同时，必然会出现新的乡土中国，《农民工》就以转型期的乡土中国为描写对象，通过新一代农民工形象的塑造，昭示出新型的乡土中国的未来，也预示了乡土叙事新的可能性。

《农民工》所描写的安徽阜阳农村同样因为农民工外出而出现“空巢”现象，并因此导致了一系列的现实问题，乡村伦理、道德也遭受巨大的破坏。在现代化、城市化不可逆转的潮流下，如何解决乡村面临的困境，《农民工》给出了一个“凤还巢”的答案：以张如意为代表的农民工，通过个人的奋斗取得成功，成立自己的企业后，把企业搬回自己的家乡，同时吸引外资在农村投资建厂，让农民在自己的家门口进厂工作，农村的“空巢”问题自然得到解决。小说对乡土中国的历史与现实的描写极为贴切，深刻探究了乡土中国当下的生存状态和现实出路，使得已经终结的乡土中国重新焕发了生机，也使得乡土叙事获得了更广阔的空间。

小说着重描写的是以张如意为代表的农民工走出农村、进入城市后的奋斗史，展示了农民工在社会转型时期寻找新出路时所经历的苦难与挣扎、成功与荣耀。张如意因为未婚妻被弟弟抢去，感觉无脸在家乡立足，逃离乡村进城打工，因为为人仗义，爱为朋友两肋插刀，因此不断遭受各种磨难。为了救徒弟稳当，背上携工程款潜逃的恶名，躲进深山做苦工，拼命赚钱还工程款。为了替朋友的公司还债，负债累累，被人四处追债……也正是因为这种正直、诚信、吃苦耐劳的精神，使他经过拼搏，走向了成功。从承包小工程，到有资格去参与建设“鸟巢”，再到回家乡办厂、吸引外资，可以说张如意是小说重点塑造的农民工的典型。

小说一方面通过张如意以及王四清、刘丽芳等农民工的塑造，展现了当代农民工的志向、追求和精神姿态。他们走向城市，接受新的生活方式、社会环境的挑战，但仍然有着传统农民的精神品格，如吃苦耐劳、憨厚淳朴等等。他们在新的城市环境中，面对物质的诱惑，以对传统价值观念的坚守真正诠释了农民工的意义。他们不是盲目的物质追逐者，他们忍辱负重，有着更为长远、宏大的理想，有着积极向上的姿态和敢于接受挑战的勇气。《农民工》对这种农民工精神的赞扬，也区别于以往农民工的受难者形象，他们不再卑微，而是有尊严、有理想的站立着的“大写”的人。

另一方面，小说通过对农民工成长史的描写，关注和拷问社会现实，反思了现代化所导致的城乡社会转型以及这种转型化中农村所面临的新的挑战和危机这一宏大的命题。作者有建构中国乡土史诗的野心，并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这种野心。小说从上世纪90年代初写到当下，具有宏大的时空结构，通过农民工们在爱情、事业等历程中的苦难、选择、追求、变化折射时代的巨大变迁。小说既写到了社会转型所带来的物质欲望的膨胀，以及被财富所扭曲的人心，被金钱所裹挟的无尽的欲望，也写到了在物质冲击下，农民工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以及为理想而奋斗和拼搏的品格。可以说，《农民工》既通过对人物形象的塑造和描写完成了对当下乡土中国和社会现实的审视与批判，同时也通过张如意等人物表现了遭到重大冲击的乡土中国的未来和希望。小说以诗性的方式把9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的变革史和中国农民的精神史、成长史融合在一起，使得小说在表达沉重的主题时，依然以积极的人文情怀和向上的姿态透露出温暖和希望。

总之，《农民工》对乡土中国和农民工的描写，摆脱了种种文学史规范和传统的制约，对农民工成长史的描述没有刻意的渲染苦难、暴露黑暗，而是以更加鲜明的人文情怀赋予农民工以高贵的姿态。农民工不再是受压迫的纯粹“讨生活”的人，他们的选择和追求无疑预示着乡土中国的希望。从叙事姿态上看，小说以乡村作为叙事的中心，乡土中国的价值和地位再次得到确认，这与以他者的眼光观照乡村的启蒙视角和意识形态视野不同，作家的笔墨不是抽象的、形而上的，而是充满着对乡土中国情感的关切以及自身的痛苦和喜悦，某种意义上，《农民工》堪称是继赵树理、周立波、柳青书写“土改”、“合作化”等“新的时代”和“农民新人形象”之后，“农民”文学形象塑造的又一次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