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一个跨越两个阶级，又联结城乡广袤国土的概念。一个被广泛关注，又绵延了几十年的话语对象。一个在当代经济生活中已不可或缺，又主体性丧失，依然与我们疏离着的“身边人”。文学描写农民工，已有一二十年的历史，通常赋予怜悯、同情的感情，表现其底层、弱势的命运，可它仍然是我们“熟悉的陌生人”。概念的模糊性，是由于它疆域的伸缩，内涵的不确定性。“农民工”这一充满中国特色的经济力量进入了时代潮流，已极大地改变了社会生活的面貌。人们注意到中国的现代化是伴随着资本的原始积累，引进、重组，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快速增长，却忽略了硬币的另一面，新的生产力的引进（讲到生产力现在习惯定位就是科技，但生产力的基础部分却是人），正是农民工，奠定了中国当前世界第一制造大国的地位。农民工，还是一个正在生长、未定型的人群、概念，正因为如此，许辉、苗秀侠以长篇小说的方式，完整地描写这一人群，抒写他们的成长和命运，才显得更为不同凡响。

中国的产业工人来源于农民，这点毋庸置疑。这与西方有很大一部分来源于手工业者，分化后，循序前进有很大不同。譬如艾芜上世纪50年代末的小说《百炼成钢》中塑造的新型工人形象秦德贵，便是出身于农村和有农村背景的产业工人。只是当前汹涌的打工潮中，现在的农民工，与当年的工人，与招贴画上我们熟悉的工农兵的形象，早已不可同日而语。许辉、苗秀侠小说中的张如意并不处处“如意”，农民工至少在一开始或很长一段时间内都并没有取得工人阶级的身份，他们还保持着农民的身份。对于农民工而言，多重身份可能便是没有身份，而丧失身份往往也就是丧失了权利——它与当今社会另一类能以多重身份谋取利益的人，可能恰恰相反。这正是一个最为有趣的现象。农民工离乡背井到城市谋生，求温饱、求发展，身份暖昧使他们处在文化的夹缝中，他们是否受到歧视、剥削和压迫，能不能维护自己的权利和如何维护自己的权利？又怎样谱写自己的人生篇章，并最终汇入到历史潮流之中？《农民工》呈现的便是这样的历程，表现张如意和他的身边人、家乡人如王四清、杨稳当、刘丽芳、刘晓梅等人生故事。它再现历史，又抒写命运，而“再现“则是一个现实主义的范畴。

从不确定性出发的写作，带来差异及丰富的变数和不同命运的发展。“过程性“是这部小说显著的特征。它全部采用短章节的结构，口语化的标题，贴近人物与表面不加修饰的叙事方法，去除隔阂，由此反而使我们更能清晰地听到这一人群心灵的脉动。我们命运的根源在我看来有三：一是历史，它不属于个人却要影响每一个人；二是文化背景，传统表现到不同领域，而命运的出发点则要依托不同的传统；第三才是个性，所谓性格决定命运。小说中张如意的每一步踏在了时代的节拍上，他勤劳、能干，特别能“忍耐”；又正直、仗义，渡过了种种难关，始终坚守道德的底线；当然在人生追求中，他也不乏斗争性，为了维护自己的权利。他和刘丽芳一样，都是“不认命的人”。但我还是不禁要提出问题：是否最终都要成为企业家、老板才算成功，才算“如意”？

许辉、苗秀侠的写作是探索性、有难度的写作。因为它是传统的人物“命运”写作。成功者与失败者，幸运者与不幸者都应“运”而生，在“农民工”这一庞大的人群中也是如此。《农民工》重演一段历史，也成就一段历史。中国的现代化似乎要重返过去的逻辑，正应了那句俗话：为了更好地跃进，需要先退后一步。我相信小说中的许多人物都是有“原型”的，有原型的写作也符合于现实主义文学的传统，增加了文学的说服力。《农民工》朴素的、本色的叙事风格，也优于那些夸张、嘲讽与变形的叙事，因后者虽能带来新一层理性的认识，却会阻断感情，丧失一部分生活本身的力量。历来重大题材创作往往都不甚让人满意，如写“文革”、知青、战争等，在中短篇小说中还是有许多好作品的，长篇则难。先不讲原因，《农民工》这样接近于纪实风格的小说还是为我们开了一个好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