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激流涌进、瞬息万变的当代世界，真善美与假恶丑、崇高与滑稽、悲剧与喜剧总是相比较而存在、相对立而发展，并在一定环境条件下实现其创造性转化。在生生不息的流变中，青年小说家钟正林在最近发表的短篇小说《王小小与李凤儿》中，以敏捷而睿智的洞察力，捕捉到了当代生活滑稽向崇高的创造性转化。在看似荒诞离奇、滑稽怪异的庸常生活中，作者透过现实形态的表象，深切地谛视和把握到王小小与李凤儿这对有着生理缺憾或精神病状的弱势男女正当的生存权益和爱情欲求。尤其当意想不到的地震灾害降临时，他们身上迸发出的人性之美迅速转化为撼天动地的救援行动，从而升华为艺术的核心价值，令广大读者在忍俊不禁的微笑中体验到残疾人与精神病患者面对大灾大难时所迸发出的道德美及其潜藏着的求真向善的人性光辉。诚如俄罗斯19世纪杰出的美学家车尔尼雪夫斯基在《论崇高与滑稽》中阐述：“真正的崇高就在人自己，就在他的内心生活。人有意志，还有各种各样的愿望。在有一些人身上，他们的意志是这样有力地指向一个特定的目的，他们的愿望是这样有力的，以至于所有其他的人在这方面——和他们相比就显得衰弱无力了。因此他们在和他们周围的人比起来，总是无比坚强的。这样的人，这样的愿望就是崇高的。”

王小小与李凤儿正是这样一对看似脆弱得不堪一击，生活质量极差的低能儿。他们的言行举止可笑而又可怜，甚至有些丑陋和滑稽。作者描述单身汉王大贵只有七八岁小娃那么高，患上了“身体发育不良的家族病，也就是侏儒”，40多岁了还是那么矮小，因而人们皆戏称为“王小小”。但他聪明伶俐，曾在川戏草台班子和马戏团混过，回到印月井小城后给人打工也逗老板喜欢，却免不了被街邻，特别是调皮的小孩所戏谑，但他“喜欢这种善意”，以此彰显了他内心世界的开阔与包容。无独有偶，在印月井街上又有一个李疯儿（凤儿），据说妈怀她时吃了母猪肉，她每月都要闹几次间歇性的疯癫病，这一男一女居然“对象”上了。

小说安排了一场王小小与登门相亲的李凤儿的闹剧：“那李疯儿披头散发地在巷子里又哭又闹，说是王小小脱她的衣服拽她的裤子……在王小小的脸上一阵猛抓，才脱离了危险。”从此王小小声名狼藉。情节陡转直下，王小小打工无门，逼得以擦皮鞋谋生。没想到为躲避城管队的监督，与李疯儿在窄巷中不期而遇。出人意料的是“李疯儿伸长手臂，捏住王小小的小娃儿样的手”，“王小小惊惶之后，终于变得很配合，跟那些手拉手亲昵的恋人没有啥两样”。不用说，两人从此进入了热恋，任凭街邻怎样嘲讽，也无法挫败其相慕相悦的坚强意志，从而显示出为车尔尼雪夫斯基所阐说的“崇高”。伦理小说故事当就此结束，作者匠心独运，又衍生出一场更加惊悸人心的情节：突如其来的一场骇人听闻的汶川大地震，使矮小的侏儒王小小在这场惨绝人寰的大悲剧中演练了一场感天动地的生死恋。在正常人难以穿越的垮塌现场，他以特有的小巧机灵钻进废墟，声嘶力竭地呼唤遭掩埋的情侣李疯儿，生理的劣势顿然转化为优势，爱情的忠贞化作了拯救于危境的力量，终于在民兵与解放军的紧密配合下成功地营救出了相亲相爱的李疯儿，他从心底里发出了最为激动人心的呼喊：“李疯儿还在，好好的在。”

小说结尾由悲壮惊险转化为皆大欢喜，李疯儿的间歇性扯疯病，让北京中医院派来的抗震救灾专家给根治了，不用说，王小小与李凤儿的爱情便也瓜熟蒂落，结成了美满姻缘。这是一种善良而美好的愿望，也是入情入理的发展必然。作者以浪漫主义的手法，一往情深地给小说结局涂抹上了一层绚烂的油彩。

“每当李凤儿背着白色的包，长发飘飘的从印月井老街上走过。人们才发觉，原来李凤儿是很漂亮的。”至此，作者最终完成了对这位由“疯儿”还原为俊美的“凤儿”的形象塑造，实现了由滑稽向崇高的审美嬗变。

托尔斯泰曾经说过，“文学是社会生活的一面镜子”，这话当今看来似有机械唯物论和庸俗社会学之嫌，但文学毕竟脱离不了现实生活，总会或多或少、或强或弱地折射出现实生活的某个侧面、某种社会现象及隐藏其间的矛盾冲突，包括离奇怪诞的人物事件。钟正林笔下的《王小小与李凤儿》虽然仅是一个短篇小说，却用高超的喜剧手法，以小见大、寓庄于谐，深刻揭示了当代社会那些看似遭人嫌弃的残疾人、畸形儿等弱势群体在情感心理上所潜藏着的人性美与道德光辉，而这种光辉却往往不经意地被正常人所嘲弄和漠视。小说作者于不经意处予以高度关注，从微细处倾诉真情，别开生面地予以审美观照，进而深刻揭示了残疾人和精神病患者的善良愿望和美好的人生追求。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的核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