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贺敬之是因诗结缘的，不过这经过了一个由远而近的漫长历程。

我是很早就知道诗人贺敬之的。全国解放后，歌剧《白毛女》和歌曲《南泥湾》脍炙人口，唱遍中国，因而我就记住了它们的作者贺敬之的名字。后来得知他是在革命斗争中成长起来的诗人，年纪不大就到了延安，成为鲁迅艺术文学院文学系第三期最小的学员，被系主任何其芳誉为“我们17岁的马雅可夫斯基”。到上世纪五六十代，《回延安》《放声歌唱》《桂林山水歌》《雷锋之歌》等一系列诗歌力作，在全国引起轰动效应，受到广大读者特别是青年们的热烈欢迎，更令我对贺敬之景仰不已。记得1963年的春天，贺敬之和郭小川两位诗人应邀到复旦大学朗诵自己的诗歌，时间未到，登辉堂里已挤满千余名师生，郭小川朗诵《向困难进军》，贺敬之朗诵刚刚写就的《雷锋之歌》，磅礴的激情和火热的诗意激起听众内心巨大的共鸣，全场成为一片青春洋溢的海洋。这是我头一次远距离瞻仰贺敬之的诗人风采。

至于近距离接触，那是在几年以后的北京。我去人民日报社看望编辑朋友，一进门，朋友向我介绍文艺部的负责人，噢，原来就是贺敬之。他握着我的手说：“欢迎，欢迎，你就是吴构思？”我一愣，原来那时我在《人民日报》上连续发表了几篇谈艺术构思的文章，他就给我起了一个“吴构思”的绰号。第一次见面，贺敬之就给我留下亲切、随和又不乏幽默的印象。又过了几年，我写了一本《新时代歌手》的论著，研究了贺敬之、郭小川和闻捷三位诗人的诗歌艺术。书出版后，我寄赠了一本给贺敬之，不久，就收到他热情洋溢的回信。在信中，他除了赞同我的一些诗歌观点以外，还对我的写作表示衷心的感谢。这是我与贺敬之头一回文字之交，丰富了我对诗人的印象。

我和贺敬之真正熟悉起来，是在中国毛泽东诗词研究会成立以后。他是会长，我是常务理事，接触的机会便多了起来。由于以前的接触，这时我们已像老朋友一般了。每逢召开理事会和年会，他都会在夜间约我去谈谈心。有一年他和柯岩同志因事到上海住在衡山宾馆，特地打电话邀我去，他们夫妇同我畅谈了半天。我们每次谈心，话题大体不外两个：一个是历史。他非常珍惜革命的历史，十分钟爱革命文艺的历史传统。他总说自己是喝着延河水吃着老百姓的小米饭长大的，因此不论走到哪里，地位发生什么变化，心都应该常回延安，不能忘记宝塔山的雄姿，不能忘记窑洞的灯火，为人做事，写诗作文，要永远记着老百姓的养育之恩。另一个常谈的话题是诗歌。在当今纷繁复杂、众声喧哗的诗坛，他强调要保持清醒的头脑，不能模糊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诗如何表现时代精神、贴近和喊出人民的心声，也是他关注的重点。在诗歌艺术上，他主张立足本土，吸纳新知，勇于创新，百花齐放。每回促膝谈心，我都如沐春风，醍醐灌顶，被诗人那坚定的人生信念和对真善美的执著追求所感动。

从我和贺敬之长期的交往中，深感他重情重义，有人对他的哪怕一点点好意，他总是及时地给予热情的回应。当他八十寿辰之际，我写了一首《致贺敬之同志》的小诗发表在《华夏诗报》上，不料当天晚上他就特地从北京打来长途电话向我表达衷心的感谢。贺敬之总是用各种方式，表达他对友人的关心和对像我这样的后辈的提携和帮助。六卷本《贺敬之文集》出版后，他立即给我寄来。贺敬之还是个优秀的书法家，他把书写自己诗作的条幅赠予我，对我进行语重心长的教诲。前两年，复旦大学出版社为我出版《吴欢章学术文选》，我打电话恭请他为我的书名题签，他当即欣然允诺，并表示要认认真真地写，过不了几天，他那俊逸潇洒的墨宝就展现在我的眼前。我从贺敬之的诚挚友情中，常常感到人生的温暖和激砺。

贺敬之虽然累任重要职位，却不改诗人本色 ，总是以诚交友、平等待人，因而我们的交往能够推心置腹，灵犀相通。我们靠诗结缘，以文会友，其中没有功利的计较，更与铜臭无干，共同的精神追求让我们的友谊得以持久并不断增进。“君子之交淡如水”，我喜爱并向往人与人之间这种美好的精神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