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生活与文学艺术的关系，始终是作家需要认真面对和妥善处理的一个重要问题。在娱乐至死和媚俗文化流行的当下，作家可以抛开现实生活的逻辑进行穿越、戏谑、无厘头和混搭，但是文学艺术精品与经典的创作与创造，仍然离不开真实的社会生活。社会生活不仅是文学创作的源泉，从某种程度上说，也起到了提升文学创作水准和内涵的作用。
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人民生活中本来存在着文学艺术原料的矿藏，这是自然形态的东西，是粗糙的东西，但也是最生动、最丰富、最基本的东西；在这点上说，它们使一切文学艺术相形见绌，它们是一切文学艺术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唯一的源泉。”作家需要通过深入生活、全面了解社会生活，发掘人民生活中存在的丰富的文学艺术矿藏，方能创作出优秀的作品。就拿工业文学创作来说，作为近现代北方工业发源地之一的天津，在工业文学创作方面曾取得了不菲的成绩。这与作家深入基层、进入企业任职的生活实践是分不开的。
在解放军进入天津前夕，孙犁写作了《谈工厂文艺》一文，明确指出“进入城市，为工人的文艺，是我们头等重要的题目”，号召“我们要有计划地组织文艺工作者进入工厂和作坊”。但他也清醒地认识到这种体验和认识必须是深入和持久的，“生活不是十天半月就可以积累起来的。一进工厂，大家注意的是工厂外景、生产过程、机器的零件、工厂的术语……这是必须学习的，但这只是初步的学习”。作家要创作出“关于工人的有深刻意义的作品”，必须要有较长时间的生活积累。
作家王昌定在上世纪50年代曾两次到工厂体验生活，一次是到棉纺二厂“蹲点”，一次是到天津动力机厂任职。由于没有和棉纺厂工人打成一片，所以在创作上采取了“冷眼旁观”的态度。之后，他坦诚自己当时创作的散文小说集《海河散歌》“自外于工人，如隔岸观火”。在动力机厂，王昌定“不再是以旁观者的身份对新事物唱几句空洞的赞歌”，而是“去安家落户，担任实际的工作”，他学过车工，曾任机工车间党支部书记，直接参与到工厂生产一线，创作了工业题材名作《海河春浓》。他在自传中特别强调：“通过朝夕相处与共同战斗，我对工人阶级的优秀品质，有了较深刻的体会：他们是那样平凡而伟大。若干年后，当某些人对《讲话》破口大骂、全盘否定时，我仍然坚信《讲话》是文艺工作者的指路明灯，我确信从中得到了莫大的益处，这种益处决不因为以后的挫折而有所褪色。”他讲述了写作《海河春浓》时的经历与体会：“我认真地思考了、咀嚼了两年的工厂生活，下决心不再考虑什么主题思想，首先比较真实地记录下生活感受与人物形象。我最初有些放不开，写了一段时间，笔逐步放开了，许多人物和场景都在我笔下活起来了，写得越来越顺手，不知不觉间，进入了创作的最佳心境。”1955年底，小说初稿完成了，王昌定总结说：“有的地方写得不太顺利，有的地方又写得十分顺利。我体会出，凡写得顺利的，都是生活和人物跃然纸上的地方”。《海河春浓》的成功，得益于作者对于工厂生产与工人生活的熟稔和对文学创作规律的把握。有评论者指出，“正是作家这种认识与这种实践，使他在《海河春浓》的创作中表现了个性和独识……王昌定没有把笔只放在对先进人物的讴歌上，也没有以此来宣传描画‘路线’斗争。他把小说的重点放在企业的领导思想和干部的内行化上。这样一来，小说与同类题材作品相比较，不只有另辟蹊径的新鲜感，而且具有‘确实现实’的内涵。”
新时期伊始，“改革文学”从天津肇始，天津作家一度成为当代文学潮流的引领者，这与作家的生活经验及其文学认识有着密切联系。改革文学的作家大都有着工厂背景和经历，写作的内容也多与工业相关。工业文学不仅一直是天津文学中的重要一翼，而且也充当了其走向全国文坛的先锋角色。当前，时代的发展和环境的改变使得工业发生了巨大改观，工厂与工人之间的关系也与以往有了质的不同。大批国企的改制、合资甚至破产，“不仅改变了企业的管理理念与经营方式，而且在造成大批工人下岗、失业的同时，也改变了工厂与工人之间的属性关系，工厂仅仅成为工人谋生的场所，而不再是可以寄托精神、归属情感和发挥主人翁作用的社会的一个组成部分，它去除了自己的社会属性及与工人之间的有机联系”。如何展现当前工业生产与工人生活的内在联系及其精神运行轨迹，成为工业文学创作面临的现实问题。
一些作家已经意识到当前工业文学创作的危机与其蕴含的巨大前途，创作了一批富有现实感和思想性的作品，从历史的角度叙述了工厂的变迁和工人生活及命运的改变，并不断反思当前“工业题材”的困境与问题。肖克凡指出：“时代变迁了。那些本来应当也被列入‘工业题材’范畴的小说，往往被‘农民工题材’和‘底层叙事’所命名，以新品种出现。正是在这种情形下，以往的所谓工业题材成为‘稀有题材’，甚至被新闻媒体称为工业题材的写作陷入‘瓶颈’。”李敬泽评说：“中国现在的状况是，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工人阶层，已经随着国情的改制，随着整个经济体制市场化的进程，那个传统的工人阶层已经被取缔，不是说工人没有了，而是现在的工人来源、成分和以前不一样了，我们现在把工人都叫农民工，其实就是工人。在整个社会改制过程当中，整个工人体系发生了变化，在工人的命运发生根本变化的情况下，这里面包含了巨大的艺术潜力。”
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工人阶层的取消，工人与工厂关系的质变，以及工人身份认同的危机，导致了工人作家晋升路径的堵塞。上世纪50年代阿凤、大吕、董乃相、滕鸿涛、郑固藩、何苦和后来涌现出的万国儒等一批工人，成长为工人作家，并直接促成当时天津工人文学一枝独秀的盛况。这种情况在目前除了原有的基础和语境，工人创作和工人作家陷入了集体失语的困境。一线作家对当前工业生产和工人生活缺乏直接的体验和了解，因而表现出隔膜和冷漠。这是天津工业文学创作形成重历史叙事而轻现实叙述的原因，也是当前中国工业文学创作的困境。重振天津工业文学创作，除了开拓思路、采取新的措施发掘和培养工人作者，从工厂车间生产工人作家以外，也应该鼓励和支持作家对工业题材的介入，建立长效机制，创造宽松、有力的外部环境，推动作家进入工厂、融入工厂，积极参与工厂生产生活，使作家既能以平等的身份零距离地体验、感受现代工厂生产状况与工人的生存状态，同时激励和发挥其艺术才能与创造能力，在现实生活中发现和开掘艺术矿藏，形成艺术的高峰体验和创作的冲动，从而完成作家工厂生活积累的文学转化。
总而言之，现实题材工业文学出现的问题，仍然与现实生活相关，尤其是在基层工人作者因上升渠道阻塞而失语的情况下，作家现实生活积累的丰富程度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