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当前的国情和语境中，若想成为合格且能有所成就的公共知识分子，至少需要具备几个方面的专业知识积累：其一，历史文化，包括中国的和世界其他国家和民族的；其二，经济学；其三，法学；其四，自然科学；其五，道德哲学。以此眼光审视媒体人、时评家孙月沐的这本《我眼里的百姓民生》，相信多数人会同意，孙月沐基本配得上公共知识分子这个称号。坚持戴着镣铐跳舞，往往是这类有追求有坚守的中国媒体人、时评家的选择。他们在言论的舞台上，与社会乱象、资本、权力抗争留下的镜像，令人崇敬，亦生省思。

30多年的改革开放，有成功的欣喜，亦有“无所适从”的迷惘和阵痛。基于此，本书涉及的话题不离四端：“官泰——民安”即民权，“法治——民主”即民主，“民本——民生”即民生，“民享——民建”即民建。在这“四端”视野的观照之下，孙月沐的笔墨重在细部勾连，由此便产生了“旁观者清，远观以达”的效果，继而引申出对于中国社会和民生发展的理性思考与人文关怀。当然，在如履薄冰的民生改革进程中，“把脉民生疾苦，叩问百姓忧乐”，其旁观、后顾的意义并不低于前瞻。

“这个世界会好吗？”据说，国学大师梁漱溟的父亲梁济曾亲口问过梁漱溟。“我相信世界是一天一天往好里去的”——今天看来，梁漱溟当时的回答类似欧洲趋势大师马蒂亚斯·霍尔茨的乐观主义：“你可以想象一下，在未来，一切都会变得越来越好。世界每天都为我们带来了一点点小奖赏。”但与众多海内外学者对世界或对百姓民生的“乐观”态度相反，孙月沐的“百姓民生观察”显然渗透着一种深刻的怀疑：“权在官之手中，权为民所谋了吗？相应的，情为民所系了吗，利为民所谋了吗？”“民生何从依傍？”

当然，《我眼里的百姓民生》中很多文章是从政府出台的重要文件开始谈起，表达忧思，给予建议，更重要的是，在字里行间契入了冷静的批判——时间证明，他是对的。住房、就业、教育、收入分配、医疗改革、社会保障、文化民生……有些问题，是无法解答的，它们在时间的绵延中缓慢聚集更多的疑问，绑架人的自信，使人变得更加谦卑、更加宽恕。有些问题，本可以给出明晰的答案，但是因为各种原由，这些答案被人们在一定程度上规避。孙月沐谈论和评论的问题，属于后者。他不惮于给出自己深思熟虑的解答，尽管，他并不自信自己的解答能否鼓励那些本该直直走向问题的人们。人们或许能想象出这个坚毅慧敏、两鬓微白的男人，眼神深邃而略带清幽的“迷茫”。谁都不自信，能以一己之力，奔跑着将人们带到问题的内核；谁都不自信，所有的问题都能解决，但是，我们都没有权力忧伤，现代社会生活，需要的是理性，而且是建立在高度共识之上的集体理性。

以“表达权”为例，孙月沐认为，将群众的意见、建议、呼声、要求中的合理的、有用的哪怕是刺耳的、让人面红耳热的怪话、抱怨话、牢骚话甚至骂娘话——只要是合理的、有用的话，都来一个“洗耳恭听”，来一个“兼听则明”，来一个“择善而从之”。这才叫“关开眼路”，这才叫真正意义上的解放思想。否则，或者会出现万马齐喑，大家都闭上嘴“不表达”；或者会出现祥林嫂那样啰里啰唆说话没人去听的“伪表达”。不管哪一种，都是与“听取表达”背道而驰的。本是常识，却又为何需要加以重申与强调？个中奥秘，值得深思。

其实，理想状态尚未到来，教育问题、科学问题、政府效能问题、信任危机……这一切弊端对我们而言都不陌生，只是我们早已习以为常，或是无力改正。对此，孙月沐的所有评论似乎并不表达忧伤，甚至连忧虑都很内敛。也许，作者觉得自己做的，不是挑战，而是保证不梦游，保证所说的话不是语焉不清的喃喃自语。另外，他也深知问题的关键不是批评而是建设，在不少评论文章里，他用得最多的词，是“不应”、“必须”、“需要”、“理应”、“应当”、“恐怕”，切切之心，无遮无拦。

虽然现实加剧了作者的焦虑，但本书中提到的很多问题和题解，除了质疑与批评外，还都包含着乐观的暗示：“我们从不用非常感性或者不正式的语言说话——我们尽力分析体制，谈论一个好的设想或愿景为什么无法变为现实。”这既是作者的良苦用心，也是《我眼里的百姓民生》带给人们的启发和警示。

（《我眼里的百姓民生》，孙月沐著，时代文艺出版社2012年5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