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谢命运，让我与文学牵上了手。

记得小的时候，在一盏油灯的微弱光亮下，在漆黑夜幕里的狗吠声中，阿古顿巴、格萨尔王、米拉日巴等，经过阿姨布赤的讲述，一个个活灵活现起来。语言瞬间转化成画面，智者、英雄、救赎者的形象驻留在了我的头脑里。这些故事不仅驱走了艰难日子里的寂寞，也开启了我想象的魔盒。难以计数的夜晚里，这些故事不断被重复，被添枝加叶，使故事本身愈加地丰沛、曲折，最后折服于一名普通的藏族女性，一个大字不识的人。她是第一个让我与文学牵手的人，也是给我揭开藏族文学面纱的人。

八廓街措纳巷子里有座叫阿罗群则的四合院，我的童年和少年时期是在那里度过的。那里有二十多个住户，都是些最底层的城镇居民，后来也住进来一些需要被改造的旧贵族。记得那时候，邻里之间相处的很融洽，大伙挤在太阳照射到的地方，相互谈些家长里短的事情，晚上聚到某邻居家，在油灯的光照下，讲些鬼怪的故事，在一惊一乍中消耗长夜。邻里之间也会因为一些小事吵架，吵得面红耳赤，好像这仇从此要刻骨铭心一般。但仅过一两天又会和解，仿佛不曾发生过似的。一旦谁家来个远房亲戚，所有人都会跑过去慰问，仿佛那是自家的亲戚一样，然后听“亲戚”讲述他们那边的生活工作情况。这些都成为了我最难忘的记忆。

考入西藏大学藏文系后，我才有机会全面地学了点藏族文化。“全面地学了点”这句话让人困惑，但对于我来讲却恰如其分。藏族文化浩瀚无边，穷尽一生我也没法学习完，只能似一根草，从无际的大海里沾一滴水。仅这一滴水，就让我受用一生。从那时起，我驰骋在藏民族祖先创作的或雄浑豪放、汪洋恣肆，或玲珑小巧、玉润珠圆，或委婉抒情、爱意坚定，或语言泼辣、切中时弊的文学作品中，通过阅读这些诗歌、神话、故事、传记、小说、格言、戏曲、史诗等，触摸到了藏民族两千多年来的心路历程，感受到了文本之后的那一声深沉的叹息。这一声悠远的叹息，一直陪伴着我，困扰着我。直到日本的夏目漱石、川端康成的出现，才让我有所感悟。夏目漱石和川端康成等人的作品里一直弥漫着一种愁绪，是那种淡淡地击打你胸口的伤感，使你不能自禁地动容，心灵震颤。这使日本文学有了自己的一种特质，有了与任何民族不同的气质。这时我才恍然大悟藏族文学作品中的那声久久的深沉叹息，那叹息就是要给我们揭示这世界的无常和苦难，告诉我们人要拯救自己就要做个善良的人，做个敬畏自然的人。《米拉日巴传》《智美更登》《郎萨雯波》等，把这种深沉的叹息推到了极致。这就是两千多年来藏族文学的基调，她关注灵魂的塑造，关注现世的痛苦，关注苦难之后的觉醒，但从表现形式来讲有些过于直露，过于功利了。

在藏东的康巴地区的那段生活，使我有机会游历了藏北草原和西藏的江南林芝，有时坐在堆满货物的东风卡车上，跟朝圣者一起风餐露宿。我也作为记者到过西藏偏远的农村，看到过艰难环境里生活的农民。正是有了这样的经历，我才有了表达的意愿。十多年前的第一篇小说《罗孜的船夫》，就来自于拉萨尼木县的一个渡口，一个靠牛皮船为生的老人。随后断断续续地写了一些作品，但更多地流于讲述一个故事，缺少了作为小说的一些品格。2004年在西藏作协的推荐下，我来到了鲁迅文学院，4个月的学习给我打开了一扇窗子，让我看到了文学存在的意义、文学的功能。我的创作质量跟以往相比，有了较大的提高，作品也被更多的杂志认可，被发表了出来。

作为一名写作者，我想必须要担当一些责任，作品里应该要有暖意和照亮的东西。让读者在阅读时感受到人性的光辉和善良，看到无奈中的一丝希望。我的这种感悟来源于藏族文学，来源于八廓街里已经故去和依然健在的那些人，他们对待生活的态度从来不会消极，会怀着一丝希望，通过不断改造自己的思想和行为，改变自己的人生轨迹。他们是一些有信仰的人，是一些善良的人，尽管有时难免俗气。记录他们是我的责任，在全球一体化过程中，我们的后代离这些传统文化越来越远了，也不屑于这种普世价值了。我想通过书写他们，让后代看到他们的先辈因为有信仰而活得真实、活得坚实，他们扎根于土地，是一座座永远的丰碑。

文学就是一种记录，记录一个时代里一个民族的心路历程。作为一名作者，我的使命就是给藏族人记录在这个时代的变迁中，他们精神世界的挣扎与奋争，记录他们的人性中闪烁出的光芒。

感谢文学，使我找到了向世人展示民族心灵的一条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