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知道胡可的名字，是在1950年。当时就读于北京回民学院初三。那年六七月间，高年级同学演出了胡可创作的话剧《战斗里成长》，给我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其中赵石头和战士们唱的一首歌，至今旋律在心：枪杆拿在手里，仇恨记在心上，人民的战士，战斗里成长……与胡可老师之“缘”自此始。一个不谙世事却有着文学戏剧情怀的初中学生，从此把胡可的名字牢牢地留在心底……1953年7月，回民学院剧社演出了一台由胡可创作的歌剧《地雷大搬家》，我担当主角——志愿军战士姚显儒。这一回，我成了胡可剧作中的一个角色，算是与胡可第二次神交。
数年之后，我已是大学中文系的一名学生，平时读书极认真。不料在1958年，我成了“白专”道路典型，仅仅数日，一介无知学子，化为南冠客。不久胡可的话剧《槐树庄》上演，后来又搬上银幕。因无缘无暇观看。总有个别人，却不断用剧中的崔志国对我旁敲侧击，惟恐我一时忘却痛苦。胡老这部戏曾让我在很长时期里心头别有一番滋味：难堪，难挨。
粉碎“四人帮”，我回到大学中文系任教。1986年，在书店里看到了《胡可论剧》一书，欣然如逢故人，赶快买下，回家细细品读，收获颇丰。随着情感的引线，仿佛走进了一个多彩的世界，却又那么纯净无染。书中有作者近照一帧，军人气质和书卷风流浑然一体。我直觉，胡可是个有才气无霸气、善良真诚的好人。我希冀有一天能拜会于先生台前，并有执弟子礼的朦胧渴望。这心情曾和戏剧家李超老师透露过。1992年，文化部举行第二届全国少数民族题材戏剧评奖，评委中有胡可，这让我喜出望外。我有意坐在胡老身边，初识的陌生，很快被老人的平和、亲切所化解。“槐树庄”情结，在初识中，就向他作了毫无保留的表述。胡可认真听着，目光里流露出他早已反思过的、历史留给他的无奈。
1995年，胡可成为中国少数民族戏剧学会会长。作为学会秘书长、后又成为副会长的我，便有了更多的机会去接近这位老师。“老师”二字，与胡可相联，对于我已不再是随意抛掷的一般称谓，而是师者“范”也之“师”，他是我求知、践履、做人的一个范本。
胡可是在中华民族最危险的时刻，投笔从戎，走上戏剧这条战线的，他是在英雄主义时代被时代烈火铸造出来的文化战士。他用战士的手紧握铁笔，笔下风云会，字字心底来。
胡可的剧作是英雄主义时代的一座丰碑。它不仅描述着一段历史的辉煌，也记下了历史的足迹。他不仅寻索到渐行渐远的记忆，更让人们能冷静地面对时下种种流行的时尚。他虽早已辍笔于剧作，他的作品依旧在人们心田中耕耘播种。
现在研究学习包括胡可在内的老一辈作家的作品，并非因为我们是老迈的落伍者，借恋旧而自慰、自怜、自炫。而是在新世纪的起点上，温故知新，获得动力，以能够更坚定地推开希望之门，更勇敢地去迎接不可回避的一切挑战。
当前，用中华民族灿烂文化拯救异化的灵魂，用英雄主义精神矫正扭曲的人格，已是当务之急。从胡可的剧作、剧论中，我寻找到的是清醒的自信力。在2004年召开的胡可剧作座谈会上，我主张对他的剧作予以新的解读，进而把他和他们那一代笔下创造的群英复活于当下，和今天的时代英雄相辉映，这将是现实和未来都十分需要的灵魂再塑的伟大工程。
文艺批评家侯金镜在1957年对胡可剧作有过精彩评论，我试图沿着他这篇文章的思路对胡可的剧作进行重新阐释。
第一，剧中人物体现了新人的风貌。在我看来，新人是走在历史前面的先行者。他们的风貌关系着一个时代的社会人格的走向。塑造新人形象，展示出新人如何摆脱因袭的重担、如何历尽坎坷地迎来生命的灿烂，勾勒出新人成长的苦难历程，看他们如何使自己汇入历史洪流，凸现出新人在历史奋斗之后的精神升华。尽管他们都是底层里平凡的人物，在人类最壮丽的事业中却是中坚。他们尽管不是那么耀眼，却在平凡中执著地摒弃平庸。胡可正是把平凡者视为风流人物，以生花妙笔把他们推向台前。其效果是，亲临剧场者会为之喜乐悲啼而忘我，走出剧场后，人物会长久地与之相伴，成为师、成为友，或是成为前车之鉴。
第二，展开了一幅人民战争的风俗画。风俗是可感知的、具有文化底蕴的、在生活中久久沉淀的、被理性与情感交织出的风气与习俗。胡可剧作中，总是细腻地展示着某些细节，却又于细微之处见精神，让人们不知不觉中走进历史的情境，享受风俗所特有的人文之美。人民战争的风俗画，呈现出的是一个时代的精神、一段历史的体验。或许它已消逝于不可重复的昨天，但在胡可剧作中被永远描绘下来，成为大众永恒的精神财富。在和现实的比照中，能使人更好地把握住生命的运行轨迹。
第三，个性化的语言。胡可剧作中的人物，不是战士便是农民，他们有着相似的文化背景和生存环境，想要创造出性格各异的形象，作者面临着巨大的困难。但是，通过个性化的语言写出人物，这在胡可笔下颇似信手拈来。固然，在几部大戏里，有充裕的艺术空间去调遣语言。可是他在小戏创作中，也同样淋漓尽致地显示了他的个性化的语言功力。独幕剧《喜相逢》里，人物只有三个，戏剧情节也比较简单。三个人一台戏，几乎一张口，便可见人物见个性。王相，一个刚刚“反正”的战士，陌生中的谨慎。刘喜，虽是老兵，却深深烙有较为世俗的市民性。班长却是机智中见老诚。胡老擅于写战士与农民，是因为他能在战士与农民的语言大海中，将最生动、最准确、最有性格特色的语言，不断地引入自己创作的河道里，日积月累，从而才会“下笔如有神”。
除了这三点，还有一点必须要说到的是，胡可的真诚。几年前，我的戏剧论文集《胡笳吟》即将出版。我请胡老作序，老人家慨然应允。在炎热的天气里，他不厌其烦地读了20多万字的原稿，并且很快把序写完。更令我感动的是，胡老竟冒着酷暑，亲自将序文送给我。他的平易真诚，由此可见一斑。通读他的剧本以及《胡可论剧》《剧事文稿》《胡可戏剧杂文》《敌后纪事》《走进硝烟》等著作，皆是真诚洋溢其中。对人都是善意平和，绝无半点矫情虚语；对己严格坦荡，绝无一丝维护藻饰；对于他面对的艺术人生，并投入毕生精力所创造的由众生演绎的舞台人生，胡老像是个母亲，他为艺术付出的是整个的心。
作为少数民族艺术家，胡可对少数民族戏剧建设非常关心，对于少数民族剧作家更是关怀备至。他曾先后发表了不少相关的评论文章。他在《赋予历史以新的生命》一文中，评析了大型历史话剧《解忧》。胡老从世界上民族矛盾日趋激烈复杂的背景及中国民族团结的现状出发，认为这部作品排除了民族主义的偏见，正面歌颂了为民族团结作出伟大贡献的少数民族杰出人物，并能够从历史的深层进行开掘，赋予已尘封千百年的历史亡灵以新的生命，成为今天人们思考现实的参照。除了撰文评析少数民族题材戏剧作品，胡老还在多个场合对少数民族题材戏剧的创作者给予鼓励，希望大家更加关心少数民族戏剧的创作情况。
胡老的《民族题材戏剧随想》一文，完整地表述了他的民族戏剧观。他认为旧时戏曲的创作者站在大汉族立场，把少数民族视为异类，加以丑化，这类戏不能算做民族题材戏。胡老从民族平等的思想制高点上，而不是简单地以有无少数民族人物角色来界定题材性质。他认为，选择什么样的题材，以及怎样艺术地阐释题材，对广大受众有着不容忽视的影响。因为，对历史上民族关系的误解，必然对现实中团结和睦的民族关系产生不良的影响。因此，无论是旧有剧目还是新创剧目，凡是标举“民族题材”，都必须走出认识上的误区。此外，他更进一步指出，有些民族题材剧目，虽然主题积极健康，但是，表现的只是这个民族外在的肤浅的表象，至多只是民族风情、民族礼仪的展示，远没有达到“深刻反映兄弟民族深层的文化心理和民族性格”的艺术高度。
胡可一生投身戏剧事业，无私无怨，荣辱不惊。他始终保持着人民战士的忠贞，始终保持着平头百姓的朴拙，始终保持着传统文人的高洁，始终保持着“仁者爱人”的中国人的传世美德。我想，他给予人们的，已远远超出了他的戏剧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