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天的武威缺雨，夏天的雨来得也迟。对靠祁连山雪水灌溉的家乡来说，一场雨的作用足以抵消人们对老天的诅咒。6月27日的一场暴雨，卷叶的玉米舒展了叶子，待成熟的麦子立在田野，沐浴在雨中。庄稼地旁，没有一个人。孤独立在田野中的庄稼想什么，只有庄稼知道。这只是一个普通的场景，与过去一到雨天农民们欢呼雀跃的情形相比，乡村寂寞得令乡村也发怵。扒门倚望的老人、孩子担心的也许不是房屋的渗漏，他们的目光被雨幕隔阻，在农家小院，乡村把自己缩成了纽扣。

脚上已沾不到泥巴的农民，在钢筋混凝土的围罩中，有心无绪地看着电视，他们的命运像遥控器一样，可以随意翻动。捏在手中的馍干硬苍白，已唤不回那种固有的亲切了。

作为一个乡土题材的书写者，每每此时，我总要立在雨中，想已远去的乡愁，想我的农民兄弟这会儿正待在工棚里，想他们认为自己该想的事。乡村不可捉摸时，他们的内心也很难让人把握。

农民与农民工，标签一样，但农民工的标签上已缺失了泥土的印记。

城乡二元结构的推进和城镇化的扩张，逐渐改变着农民的生活习性，但从骨子里，他们还是农民，变的只是形式。

而这种形式，正解构着他们脆弱的内心，他们，其实被当做了城镇的附属品。

有一天，当他们抖落城市的风尘，蓦然回首时，已无法回到泥土中了。

对一个传统的农业国度来说，农民一旦觉得泥土不再可贵，事情就变得有些复杂。尽管当下的农民已不靠单纯的种田谋生。

但我毅然坚持对乡村的依恋，我把“乡土”在泥中搓了又搓，尽最大努力让笔下的农民身上沾有几块泥巴。

我们可以举出若干篇带有乡土情结的前辈们创作的经典作品，那种带有心灵颤音的乡土气息，不管风格有何不同，但气息总是相通的。

譬如鲁迅、沈从文、废名等人。

待在北京或寓居上海的沈从文笔下的湘西还是那个湘西，但他的关注点和内心的沉郁因北京、上海的地域、境遇的不同，已有了明显的差别。

那时的乡村，是他们记忆中的乡村，是经过发酵的乡村，是带着对时代强力解读的乡村。

当下的乡村，是怎样的乡村，阎连科说：沿着皮鞋留下的脚印往下挖，挖出的却是故乡的拖鞋。问题是，现在的皮鞋在水泥路面上已留不下脚印，而挖出来的可能是塑料袋、废电池等垃圾，或者是带有后工业时代腐臭味的泥土。

即便这样，乡土题材的小说仍浩浩荡荡，布满文学期刊和书架。这些凭想象立于象牙塔中的作品，农民会喜欢吗？

农民说，反正我们不读，喜欢不喜欢是作家的事。这是我多年调查的结果。

有时，当我在农民的炕头看到《人民文学》《十月》《当代》乃至于《诗刊》，我便会拒绝吃我农民兄弟端上来的手抓羊肉，因为，文学的精神芳香足以抵消肚子的饥饿。文学能活在农民的心中，说明农民还有需求，他们的需求不作伪，也实际。温饱已不成问题，他们更需要的是精神的滋养。谁忽略了这点，谁就会把与农民息息相关的根脉割断。

“我出生在麦地里，但我不会叫麦子一声爸爸。”这是一个生活于当下的农村青年对我说的话，这话比许多诗人的作品更富有穿透力。

乡土布满了非虚构，当下作家们笔下的农村披着乡土的外衣，内心激荡的却是浮躁的情绪。

因而，我写得很慢。多少年来，我并不有意“制造”一个饱满的乡土故事，我刻意剔除了许多外在的东西，把自己还原成农民。我也不追求乡村故事的完善或完美，我只让农民自己发话，让小说在骨头上开出花朵，这花虽不惊艳，但自在地开放在乡土的胸膛，它是一种真实。真实真好，它是非常幸福的感觉。

强调观照现实，其实是作家们给自己的写作找的一个堂而皇之的借口。

当代作家已没有了乡愁，有的只是对乡土盲目的误读。所以，我会把自己作为麦子种到地里，可能长不成真正的麦子，但若能接到地气，就会有麦香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