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汪玥含在自序中所说，《乍放的玫瑰》展现的是“激烈青春的残酷一面”，故事讲述了成长和自我发现中并不容易克服的阻碍以及可能导致的毁灭性结果。小说的中心是两位出身和性格反差极大的女高中生，一个美丽热情、无所顾忌，另一个胆怯柔弱、沉默内向。前者自幼被军官父亲当做男孩教养，培养成主动、爱表现、富于攻击的性格。这个骄傲自信的少女在无意中得知自己并非是父母亲生，从而陷入了对过去、对自我的否定中；后者出身普通家庭，父母关系并不融洽，强势的母亲屡屡指责和辱骂懦弱的父亲，加之幼时的成长创伤，使她有着严重的自闭、自我轻视倾向。

自我的迷失和发现是青春文学偏好的主题，在这个阶段，正在走向成熟的心灵需要面对人生和世界的无数可能性。早早就对独立自我有明确认识的彭漾，却必须面对这个强势自我的崩溃，踏上一段艰难的调整时期；在无数挫折之后，她赢得了自我、自由和爱情，并似乎是成功地完成了“寻根之旅”——然而小说在结尾处似乎给彭漾开了个残酷的玩笑，她经由出走构建的脆弱的自我确认，却面对着男友意外死亡带来的考验。这个一直顺风顺水的女孩最终会如何面对逆境，小说的最后没有正面描写，而只是以旁观者的身份道出了美好的期望。

另一位女主角佟偌善则深深陷入了自我迷失中，她的主要性格特征几乎可以描述为自觉自愿的自我消弭。但是，她却希望自己可以是一个强势的、坚定的、有明确性格的女性。但她的自我消弭同时也体现在，她认为自己绝无相应的智慧与力量成为这样一个人，而父母间的“力量”对比又使她确认，自己需要一个完完全全与懦弱的自己、懦弱的父亲相反的爱人，那是一个可以被自己依靠的真正的男人。佟偌善逃避自我寻找、自我确认，将对自我的期待投射到另一个人身上，希望由别人来代替自己完成这一过程。她因此陷入了同冷西墨的不对等的恋爱中，并进一步丧失了自我。在冷西墨提出分手之后，佟偌善选择跳湖结束自己的生命。这一段失败的自我发现在17岁就画上了令人伤感的句号。

小说中的两条故事线索并非单纯的对照，两位女主人公的不同结局也并非简单的褒贬。两位女孩所处的环境是极其不同的，而两人极端不同的性格导致她们遇到了完全不同的人、发生了完全不同的事、做出了完全不同的反应。小说探讨的是环境对成长的影响，家庭背景是本书作者着墨甚多的一个方面，并不限于简单的背景烘托，而是积极参与了情节的发生。小说开始于佟偌善家中的矛盾，佟偌善的第一次出场就呈现出了她对这一事件的反应，可以说，读者对佟偌善这个人物最初的认识就伴随着对她家庭环境的了解。同样是在这里，佟偌善对父亲卑微地位的苦涩体认，直接引发了她不健全的爱情观，而这正是她那段失败的感情经历的源头，也是她自身悲剧的源头。在这些必然和偶然间，成长的偶然性迸发出的残酷性，确实令人深思。彭漾的出场方式则与佟偌善相反。她首先呈现为他人眼中的一个完美形象，接下来读者才慢慢了解到完美背后的土壤：彭漾的积极强势、固执坚强，似乎完全建立在对父亲的迎合上。彭漾的这一“假自我”在得知事实真相后逐渐崩塌，随之展现的则是家中的陈年旧事：她是为了保护“父亲”而身亡的战士的遗孤，身上寄托着父亲对故人的全部追思和歉疚，他们之间缺乏更细腻的父女感情。具有象征意义的是，彭漾与旧自我的决裂以及新的自我发现，是通过离开家庭达成的，无论这一举动造成了怎样的结果，都呈现了作者对成长的观点，即成长与自我塑造都是一定环境下的结果，自我的更新应该也必须伴随着环境的更新，即使这一改变是痛苦的。

两人爱情选择的不同，是对自我的不同认识导致的。胆怯、一直避免自我表现的佟偌善爱上了与她性格完全相反的人，并在恋爱中一直处于虚弱位置，她的胆怯和自卑没有被克服，也无法得到化解。彭漾则选择了一个跟她一样强势奔放的人，两人都通过对方的“输血”化解了危机，两人的命运就此紧密相连，共同承担了彼此的人生。

小说中无处不在的对环境、背景的强调，还能从文中各种时代符号里窥见一斑。佟若善家中的危机密切联系着市场经济浪潮下的国企改革，彭漾的个人命运则牵连了一个更久远的历史背景，即那场属于她父辈的对越自卫反击战……凡此种种，无不显示着这个时代的气息。

《乍放的玫瑰》以另一种姿态展现了青春与成长：它并非完全拒绝理想主义和乐观明朗的色调，也并非消极武断地认定现实的枷锁是每个人无法挣脱的，作者以一种更现实的态度去面对成长过程中的痛苦。同时，痛苦中的希望替代了阴沉的悲观情绪，这一希望存在于每个人的追寻中，即使这一追寻有可能会受挫，但这份坚持是成长中必不可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