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部长篇小说，《漂二代》可谈的方面自然很多，但在我看来，这部作品最主要的成绩在于，它所提供的社会问题和社会心理信息的容量之大、之丰富；它是如此的饱满生动，把我们熟悉的某种真实向前推进了一大步，因而它是一部具有较高社会认识价值的作品。有的作品侧重于审美，它则侧重于社会认识价值，亦无不可。读《漂二代》，让我想起马克思谈欧仁·苏《巴黎的秘密》和恩格斯谈巴尔扎克时，都谈到有的作家在客观上有可能提供比同时代经济学家、统计学家还要真实和丰富的东西。
以《漂二代》而论，它具体围绕来京打工者——“漂一代”“漂二代”及其户口问题，涉及司法、高考、福利、教育、婚恋、就业、性权利、住宅，直至人的平等和尊严等一系列绝对中国化的城乡二元对立问题。它起于北京地区特有的户口问题又决不限于户口问题。整个作品展开了大量鲜活生动的不同人的当下生活故事，描绘了一大群性格面貌和人生经历、处世态度各异的人物。写出了形形色色底层人物与北京这个突飞猛进的大都会之间的隐秘关联——犹如看到高楼大厦与它的支撑物之间的关系，其结构方式、组织形式、人员构成、运作流程，以至于使我们对大北京的物质、精神、文化的构成有了新的更切近实际的认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作者王昕朋以他的底层视角、平民立场，以及现实主义的真实性，表现了一个艺术家的勇敢。
那个“假伤门”冤案不过是小说的由头、引线，贯穿始终。这是作者的聪明处，是他聚拢繁多生活的手段，但“假伤门”本身比较简单，而由它展开的东西却丰富复杂得多。我们不能不注意到“十八里香”这个城市边缘的打工者聚集地。这里有3万多人，人称河南村，有共同的文化习俗甚至亲缘关系，是个特殊的文化群落，甚至可视为一块文化“飞地”。这里已经生活了两代打工者了。这样的村落，在北京真不知有多少。他们为现代大都会——北京的建设作出了积极的贡献，同时也带来了许多新的问题。
记得路遥有个观点，认为城乡交叉地带，包含的信息最为丰富，最适宜观察中国社会的动态和人心。这是很有道理的。这里的“十八里香”也正是一个不断被“城市化”蚕食的城乡交叉地带。从这个村落的流变也可看出浓缩了的近期北京发展史。比如，在这里，调查会开成了“诉苦会”，几乎每个人都遭受过不公正，而不公正很大程度上是由文化差异和偏见引起的。人们是再也不愿回到乡下了。但融入城市又何其之难。北京户口就困扰着每个人，而困扰人们的又何止户口问题？大工地诗歌节上的一副对联“建高楼楼高千米寸铁寸土全是农民工奠基，筑大厦厦有万间单间套间可有劳动者半间”，就颇能代表他们不平的心情。
对于长篇小说而言，最重要的是，要看它能否写出人物心灵的图景和时代灵魂的状态。我感到，《漂二代》还是深切地揭示了在两种文化冲突和城乡二元结构的背景下，“漂二代”们的漂泊感、在路上感、夹缝感、无归属感。宋肖新回乡办护照受到冷遇，谁没有遭遇过？宋肖新与北京某副区长的儿子冯功铭谈恋爱，这一爱情貌似非功利，实际隐藏着诸多的不平等。户口、地域、出身门户、贫与富都不对等。这不是男女主人公自己所能决定的。于是，美丽的宋肖新不断告诫自己，结婚前决不能被破身，这个底线决不能突破。她的身份焦虑和身份诉求，不能认为是无病呻吟。当然，底线还是提前被突破了，她失身了，这一笔是真实的。宋肖祥连续3年当选为打工子弟学校的“三好生”，但这一荣誉并无实际意义，尤其不能解决高考地问题，使得肖祥极为烦躁而且沮丧。从作品中诸多人物的命运来看，他们最后都无不遭遇人的尊严问题。宋肖新一再告诉自己，当一个人尊严被夺走时，一条路是委曲求全，一条路是斗个鲜血淋漓、两败俱伤，经验告诉她，应该选择前者，也就是选择委曲求全。这里所包含的辛酸与痛苦耐人寻味。
《漂二代》虽为小说，却是纪实文学写法，那就是对事件的依赖过重，基本按原型和生活流程来结构。一个案件，一个村落，两代人，平面铺开式。是一种事理结构而非情理结构。作为表相很真实，尤其“假伤门”事件的营构，颇具匠心，一石三鸟。它是贫富矛盾、城乡矛盾、贪腐矛盾的纠结。汪光军的行为动机欲望不止来自他恶劣的天性，也来自于历史潮流的漂浮。
但是，需要提出，作者究竟是写过程，还是写心灵；是写事件，还是写命运；是写表象，还是写内在的主观的真实；是写群像，还是写一两个中心人物，并通过他们曲折的命运和内心，写出一个时代的侧影？事情也许不是这样的对立，但倚重点的模糊不能不是一个问题。宋肖新与冯功铭，一个是不失正直的官二代，一个是贫寒的打工女子，他们的恋爱，本应挖掘出更深刻的社会、历史、文化及人性复杂性的内容，却失之平面化了。从揭示社会问题的严重性、普遍性看，似乎写群体更有力；但从文学的长远辐射力来看，还是要以少胜多，以一当十。这涉及到现代小说的时间与空间的处理。
作者王昕朋在谈到《漂二代》的创作时说：“我所关注的底层生活，以及我所持有的平民立场，与其说是在聚焦、关注甚至试图提出问题并最终施以解决，不如理解为我对自身精神焦虑的缓解，是我在生存的平民意识和平民感情的情结摆脱不掉时，挥笔而就的价值投向和精神牵引。这种他者与自我的相互辩证乃至彼此驳难，也成为我小说叙事的底层立场和平民意识的重要面向。”这段话强调了作者的写作是对自身精神焦虑的缓解，问题是，一部真正优秀的作品，光为了缓解还不够，它必然是作者与他者，个人与社会，相互激荡并进入某种境界的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