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拿到这本书的时候，我看了腰封上那些远远近近、大大小小、反差极大、色彩迥异地撞击眼球的关键词，又浏览了几章摘要文字，感觉这可能是一部以北京生活为背景的现在很流行的描写权钱情色、爱恨恩仇的都市连续剧式的小说。但是当我一章接一章读下去之后，却被渐渐展开的既熟悉又陌生的社会景观、人生世相所吸引。说熟悉，是因为小说里描写的那个十八里香外来人口聚居区里的人和事，都是我们经常遇到，有时还不免打些交道的；说陌生，是因为对这些人的各种行动、交谈所交织起来的他们生活的真相、精神的焦虑、内心的悸动，我们还太少深入的了解。作者逼真如实地写出，遂使读者觉得新鲜。
读其文，不免揣想其为人。我曾猜想写出这泼辣、生动、真切的文字的作者，可能是熟悉北京城乡结合部底层生活的年轻人。后来一打听，才知道作者是已经写出过许多作品的机关干部，《漂二代》是他在深入生活两三年后辛勤创作而成的新作。可见，由文章去推断作家，有时也不是那么容易的。
《漂二代》所写的“假伤门”事件，是小而敏感的、很容易引发被诬受害群众及其同情者愤怒情绪的偶发事件。随着这一事件的酝酿、触发、展开，作者按迹循踪，追根溯源，切近而广泛地写出了十八里香外来新居民的生存状况、生活方式，刻画出众多性格鲜明、充满生机与活力的人物。小说虽然主要着力于宋肖新、肖辉、肖祥、张杰、韩可可、李京生、“小东北”等“漂二代”中各种各样的青少年形象的绘状，但连带地也描写了他们的上一代，即父兄辈的许多令人难忘的人物，如李跃进、韩土改、赵家仁、肖桂桂、张刚、冯萍萍等，完整地勾勒出几个漂移到北京来定居已逾20多年的农民工家庭的浮沉聚散的命运和变幻不定的轮廓，从而画出了一幅极具时代特色和地域特征的移民图。同时，小说也描绘了作为“假伤门”肇因的另一方，与十八里香居民形成对蹠的不法房地产商汪光军、贪腐干部冯援朝及其家人等诸多人物形象，还有被“假伤门”事件牵动的民警小乔、居委会主任韩冬、律师冯功铭、被包养的情妇李豫生、小饭馆老板娘“少半勺儿”等形形色色的社会角色。如同被连根带泥地拔出的草和树一样，这些被“假伤门”事件牵拉出来的漂移、出入于十八里香社区的人物，有根有梢、须尾毕现，共同交织成一幅色相纷呈、声态竞异的人生百态长卷。正是这些我们既熟悉又陌生的芸芸众生，以他们求生存、求温饱、求发展的顽强欲望和意志，创造出新北京生气勃勃、日新月异，五光十色又有点光怪陆离的现实生活。“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恩格斯语）参与这一过程的总是一个个具体的活人的行动，而驱使他们行动的，则是各个不同的、常常是互相冲突的意志；而其中的每一种欲望和意志，又是由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生成的。“这样就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恩格斯语）而由此就产生、造就像自然过程一样进行着的现实生活的流程、姿态和声色。《漂二代》的现实主义艺术特色和价值就在这里：它创造了在我们文学画廊中还较少见到的北京新居民的生活图画。这是世情的精微的具象呈现，是民意、民魂的飞动的透彻观照。小说所具有的饱满的人生画面、鲜秾的人世色相、浓郁的生活气息、焦虑不安的社会情绪、惊心动魄的灵肉冲突等等，远远溢出了作者主观上为解释、评价这一种生活样态所演绎、设定的那些主题意向。形象大于思想。这是优秀小说的艺术分析中常常会遇到的现象。在《漂二代》中，这种现象是特别突出地存在着的。
从外部特征来看，《漂二代》无疑是一部对现实生活的深层关系有着深刻的认识并试图从中提出并解决某些急迫的社会问题的小说。小说提出的一个很触目的问题是“漂二代”的北京户口问题，但这个问题在目前经济社会发展的条件下，暂时还只能是一个无解的社会难题。而且，从小说艺术描写的生活实际来看，它也很难作为一个获得生活发展逻辑支持的主题去进行开掘。在小说丰满连贯的生活画面和错综勾连的人物关系中，的确含有可供多方面抉发的丰富意蕴。你可以说它是反映北京奥运会前夕社会维稳问题的小说，也可以说它是描写都市一角特殊的青少年群体成长问题的小说，还可以说它是以伸张社会正义、守护人的尊严为主旨的法制题材的小说。其实，说它是什么小说并不很重要，重要的是它的确是小说，不是认识和解答当前社会热点问题的宣示材料。作者虽是机关干部，但他是有生活的，他认真深入了生活，吸纳并消化了许多市郊社区新居民中的生活素材、生活印象，了解了很多“漂二代”青少年的行为和心理，写出了一部生活性很强、生活味很浓，而且触及到一些人生几微，让人为之心动的小说。
那么，从小说艺术描写的实际来看，作者六神所注、七情所系的东西是什么呢？
我认为，从作者笔下的“漂二代”中的大多数人物的生活条件和精神状态来看，对于宋肖新、肖辉、肖祥、李京生，甚至包括张杰、李豫生一类人物而言，“漂二代”遇到的，已经不是他们的父兄一辈刚进城时亟需解决的生存问题、温饱问题，而是随着城市化的进程而来的，或者是生活在城市里自然而然产生的人的发展问题。这个较他们的父兄一辈更高也更人性化的发展问题，包含三个方面：一是较高、较精致的现代都市文明、体面的物质生活的享有；二是对提高人的复杂劳动技能、文化创造才能、人格自我塑造潜能至关重要的教育权的平等拥有：三是对社会公平、正义实现的信心和向往，以及建构在此基础上的人的尊严感和公民感的守护。这三个方面，其实也是中国现阶段绝大多数的民众们仍然需要争取的，更何况生活在十八里香的这些敏感而不平的青少年呢？
由于生活在城乡结合部，或者就生活在“都市里的村庄”里，十八里香的“漂二代”们对于现实的认识，对于贫富分化加剧导致的生活落差感的承受力，他们的生活经验和进行生活斗争的本领，是远高于人们的预料与估量的。日常生活中司空见惯的人们实际上的不平等和差距，并不能一触即发地引起他们心灵的不安与悸动。但是为什么像“假伤门”这样小而敏感的司法案件，却能一下子激发十八里香的大部分居民的愤怒与抗议，首当其冲地把“漂二代”们不同程度地卷了进去？为了逼现汪光军一手炮制的假伤诬陷案的真相，为了唤醒迫于压力一时作了伪证的人们，为了揭穿汪光军试图以利诱来获得安全撤诉、全身而退的伎俩，为了被冤枉拘留的肖祥获得国家行政诉讼赔偿，为了防止言行极端、报复心重的张杰走上犯罪的道路；一句话，为了司法的公正、社会的正义得到维护和伸张，也为了自己发展的安全感和尊严感得到保障和守护，宋肖新、宋京生、张刚、冯功铭这些年轻人进行了怎样紧张、谨慎和坚韧的努力！看来，司法公正、社会正义的确是社会主义法制国家的基石，是维系和谐社会存在和发展的最后的底线，也是守护全体国民的安全，提高公民的国家认同感和尊严感的关键。《漂二代》所描绘的这一段围绕着“假伤门”而展开的生活的波澜，是有所奔赴的，也是自有归趋的。当我掩卷回想整部小说的作意、结构、人物、境界这些大的关目时，我才感到，作者不仅能对生活作新鲜而犀利的现实透视，而且有驾驭生活的比较成熟而深沉的社会价值观，有严肃而谨慎的法制观念和政策观念，更有高尚而纯洁的道德感和伦理热情。在小说驳杂而混乱的、灰色的甚至有点阴郁的生活底色上，灼然闪动的，是作家淑世护生的良心与美意。这是难能可贵的。
在读这部小说的时候，我老想起新时期文学揭幕之初出现的一篇有名的小说，即何士光的《乡场上》。那篇小说里写了一个贫穷、屈辱、在乡场上没人看得上眼的农民冯幺爸，居然敢于站出来作证，证明那个权势很大的乡支书的孩子是打了人了。冯幺爸从改革开放之初农民获得了生产经营的自主权的历史变革里汲取了力量，表现出了人的尊严的觉醒。那篇小说也因此获得了一种历史的界标的意义。《漂二代》所写的故事，我认为在一定的意义上是这一主题的延续。在另一种历史情势下,由另一些人物演出另一些人生的戏剧场面：不法官商联手用假证据制造冤案以维持他们的威严和脸面，他们甚至能在一段时间里逼迫进了城的，已经温饱无虞了的“冯幺爸”的下一代们出来作伪证，但是，他们最终还是没有挡得住在更高的历史阶梯上渐渐觉醒了的社会公正与人的尊严的追求者和守护者们的脚步。这是现实生活长河在纡曲地前进的必然结果。
现在可以来谈谈《漂二代》在艺术上的某种矛盾状态了。小说虽然写了几组不同的人物群像，也写了几个较有深度和新意的人物，但给人的总体审美感受，仍然有人物刻画浅尝辄止、笔力过于分散的印象。有众生相的浮雕，缺少立体的殊相的圆雕，这是让人感到不满足的。公正一点地说，小说现有的以一个事件来组织素材、编织情节、显现人物的结构方式，决定了小说难以把笔力集中在塑造人物上。虽然有这样的局限，但是在有些人物的内心世界的揭示和性格的刻画上，作者还是贯彻了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的。比如宋肖新这个人物，我看就写得有点深度。他是想把她写成“漂二代”中有尊严、有人格、有追求的青年，而且也写得比较令人信服。小说生动、细腻地写出了她在与冯功铭的恋爱中欲纳还拒、矛盾遑遽的精神状况，写出了她对女友李豫生以青春美色去换取奢华安逸的物质享受的“要现实点”的生活态度的反感和内心深处的惶惑。特别是后来写到她应汪光军之约到后海音乐厅跟他聊天、跳舞时微妙的心理变化，写汪光军拟请她当光大集团企业形象代理人的甜言蜜语对她的诱惑力。最后才有力地写出她在内心的挣扎和现实的推动下终于获得人生的自信和爱情的幸福，走上坚实而朴素的生活道路的结局。这些尖新锐利的笔触，显示了人的灵魂的复杂性，使这个走着向上的人生之路的女青年形象更加真实可信了。
再比如说那个着墨不多却栩栩如生的女孩“小东北”，原来抱着哥儿们义气，自告奋勇地替张杰设计勾引汪光大，好让张杰绑架他、报复他以泄恨。但当她与汪光大接触多了之后，发现汪光大虽然有富二代的霸气，有不讲理的地方，但也有宽厚、实心眼儿的一面。这样“小东北”对这个男孩反而有好感了，不忍心害他了，最后在紧要关头挺身而出保护了他，也阻止规劝了张杰。这个女孩的形象也写得比较真实。
但是其他的人物，有的就写得太正了，比如肖祥，比如李京生，还有那个呵护外来居民的韩冬，他们多少有些成为正确观念的传声筒的味道。而张杰则写得太邪了，他一个劲地要报复、要闹事的极端言行以及他后来的转变，都缺乏生活的依据和逻辑，给人支绌、弥缝的感觉。中国古人讲到写人物时，提出的美学原则是“爱而知其丑，憎而知其善”，赞赏“明镜照物，妍媸毕露”，“虚空传响，清浊必闻”。这是很有些艺术辩证法的，可以供作者深思借鉴。
另外，小说以一件小事来辐射全局、组织全篇的写法，也是有得有失的。得的方面是，一石投潭，水波一圈圈漾开，是一个自然的生活过程，便于展开情节、浮现人物、形成完整的结构。失的方面是，这个“假伤门”事件，人为的假定性比较明显，起因有违常理，事情比较简单，而且一开始就是完全没有任何悬念，一目了然。一件不难弄清的小冤案，却拖延了整整10天才解决，肖祥在拘留所温习功课，心平气和，清虚无为，等待上头纠错赔偿，而这10天也是张杰在外头拼命要报复，要捅破天大闹一场，酝酿并实行诱绑汪光大的时间。我感到作者似乎在有意延宕事件的进展，推迟最后解决的到来。而事件本身却是比较简单易解的。这样小说的情节设计，就有些不太合情理，有些破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