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个华文书写者，当自己把孤魂流放于南半球，漂泊、流散、身份焦虑、文化认同、跨域书写等字眼便会成为一系列关键词。于是，在来去家园的羁旅途中，面对或倾听着在非母语的异域用母语来表达自身诉求和生命渴望的声音，自然产生一种莫名的亲近感。远行的沧桑经历和深刻的生命体验，驱使我自觉地把关注点转移并驻足于海外华文文学在跨文化语境中所打造的文学风景线，笔者称之为“第三文化空间”。 其意指置身海外的华文作家，他们处在民族性与开放性、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夹缝中，由是而派生出另类的文化空间——“第三文化”。既不愿丢弃自身的文化意识或中国形象，又必须想方设法去适应居住国主流文化的现实，这便是“第三文化”产生的主要根源。

作为全球化时代流散族群及其写作研究的一个领域，海外华文文学有其先行性和前沿性，其审美范式为我们从世界视角来认识与研究中国文学提供了一个新的参照系。那么，“华文文学”这个带有整合性的概念（命名），到底是从何时、在怎样的背景上被提出来？对于关心华文文学学术发展的批评者来说，这是一个尚未被充分重视的有价值的问题，尽管“华文文学”在中国大陆的命名，有着长达十余年的学术背景。然而，重新命名之后的“世界华文文学”，实际上并未脱离原先的“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的研究框架和轨迹，无论观察与分析的对象、视角或方法，并没有产生具有结构性意义的改变。其实，对漂离母土的华人及其族裔文学的关注和讨论，在海外很早就开始了，但大都是对于具体作家创作的批评和介绍。引人关注的是，从1989年新加坡举行的“华文文学大同世界国际会议”，到蝉联两届在美国伯克利大学亚裔系举办的以“开花结果在海外”为主题的华人文学国际研讨会，直至2006年春由王德威主导的哈佛大学东亚系举行的题意深远的“华语语系文学研讨会”，都从另外一个视角，与中国大陆的海外华文文学研究展开对话。其中包括中国经验与中国想象在地域、族裔、社会、性别的移动与转化、华裔子民移徙经验和典籍跨越、翻译与文化生产、多元跨国的现代经验和世界想象等等，并对“华语语系文学”这一概念内涵，提出了新的理论阐释。回眸从国内到海外的华文文学批评研究现状，我们大体可以看出：

首先，华文文学是一个发展着的概念。从其命名到诠释的游移不定，歧义互见，都说明它尚不成熟。其次，国内和海外的华文文学批评研究，存在着认识层面和操作层面上的某些差异。就其对象而言，国内的批评研究往往把中国大陆的文学摒除在外，究其源在于“世界华文文学”这一概念缘自“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而来的学科背景。但中国大陆本土文学的“缺席”，使号称“世界”的华文文学批评研究成为一种“不完整”的研究。更重要的是它意味着，在世界华文文学格局中，中国大陆本土文学与其他地区和国家的华文写作“对话”的缺席，而在海外的华文文学研究者的视野中，这种“对话”十分重要，应是华文文学批评研究必须具备的条件。由“对话”所呈现出的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华文创作的差异，正是其获得独立生命的价值所在。再者，国内的研究往往不将华裔的非华文写作包含在内。在国内的学科谱系中，华裔的非华文写作，主要是外文系学者关注的对象，因此，便有了“华文文学”还是“华人文学”的命名之争。其四，无论国内还是海外，文化都是华文文学研究者关注的重心，只是侧重面各有不同。中国大陆的学者最初更关心海外华文书写的中华文化传承，中华文化在异文化时空环境中的融合与变化是近年才逐步得到重视的话题。而海外新移民作家，则提出自身在生命的“移植”中对母体文化进行“放弃”和“寻找”。简言之，中国大陆学者更多注意的是文化传承与变异中的异中之“同”，海外学者审视得更多的是集中在文化延播与变异中的同中之“异”。其五，方法论的问题越来越受到重视，且渐趋多样化。早期多以传统的历史学、社会学批评方法，显得单调或缺乏深刻独特。而今，引进如主题学批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与文化研究相结合，还有身份认同、创作心理、叙事策略研究与新批评方法相结合等，特别是比较文学方法的引入。随着年轻学者的不断加入，受到关注的方法论问题影响到华文文学批评研究学术质量和层次的提升。

鉴于此，针对华文文学批评研究现状中存在的问题，对走向新世纪的华文文学的诗学建构提出自己的理论思考，挖掘出其中潜在的独特性、丰富性和复杂性，以及在跨域书写中发生的流变与重构，尤其是对某些值得关注的基本话题和前沿性理论问题加以探讨和辨析，显得非常迫切。譬如，如何梳理描述华文文学的特质与文化属性、文化版图与场域；如何思考华文文学在发展过程中存在的基本问题，尤其是前沿理论问题，从跨文化视野中观察华文文学的最新动态；如何在突显问题意识的基础上，对诸多前沿学术问题进行辨析，指出当下华文文学研究存在的关键性问题；如何从多重侧面切入，着重探寻流散异域的华人，在跨域书写中逐渐形成了全球化时代世界文学进程中的一道独特风景线，既有故园想象与根的意识，也有异国情调与异族叙事，阐释这种写作介于两种或多种文化之间，既可与本土文化对话，又带有文化混杂性而跻身于世界移民文学大潮中；如何以具有代表性的诗人作家和文学文本为例，对包孕其中的诗学内涵和文本意义进行价值判断，并对华文文学所蕴含的美学形态加以描述等。同时应将视线转移到海外华人学者在感受中西文化差异之后所作的“回望”本土文化文学和诗学的研究成果，及其对于扩展汉语文学和文化诗学在世界文学中的影响与存在意义上。例如，对李欧梵的“现代性”研究、王德威的“华语语系文学”命名、王润华的“华文后殖民文学”理论、杜维明的“文化中国”观、叶维廉的“中西比较诗学”论等进行考量和解读，从海外华文作家和华人学者在汇通中西文化所显示的姿态和经验，揭示出带有普遍意义的诗学思想。可见，怎样运用文艺美学、比较文论、文化诗学、后殖民理论等前沿理论和方法，触及中西差异与互动、语境与文本、审美与文化表述等日益引起华文文学世界关注的重要问题同样必不可少。此外，注重宏观透视与个案分析相结合，遵循海外华文文学的发展进程以体现其历史轨迹和整体风貌，突显出诗学对于具体作品的穿透，充分认识到新世纪华文文学发展所依存的多元文化语境，以便找到其发展规律和特点，等等，都是我们亟需努力深化和拓展的重要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