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儿童文学是一片待开垦的沃土,束沛德先生则站在高处以其睿智独到的眼光,俯视着这片沃土。他的俯视是热忱的，善良而悲悯的,是用极宽广的胸怀与爱去关注着的；同时他又像一位务实的园丁，热情地开垦着、耕耘着这片特别需要偏肥偏水的土壤。他让我想起那位为人类盗取火种的普洛米修斯，拥有爱人类的灵魂。
选择评论的初衷
史伟峰（以下简称史）：您为儿童文学事业付出了一生的精力和心血,并一直满怀热忱地把它当做一生的事业去追求。我记得您曾说过：“我心甘情愿在儿童文学界跑龙套,为繁荣当代儿童文学,做一点擂鼓助威、拾遗补缺的工作。我深切地感到，能为塑造未来一代美好心灵这个伟大工程添砖加瓦,既是一种责任,也是一种幸福。”当初为何选择从事儿童文学研究、评论？
束沛德（以下简称束）：上世纪50年代初，我在大学时代就涉足文学评论了。我读的是新闻系，但选读了中文系许杰教授的“文学批评”这门课。课余，我试着写了一些评介性的文字。恰好我选修的另一门课“现代散文诗歌”，由唐弢先生讲授。他当时兼任《文汇报·磁力》（笔会的前身）的主编。我最早的一些评论习作，就是经唐弢之手在“磁力”上发表的，如1950年写的《把文艺批评提高一步》《文艺漫笔二题》《笔与枪》等。这些文章后收入《束沛德文学评论集》。许杰、唐弢先生可说是我学习文学评论的引路人。
至于说到介入儿童文学评论，那就得回溯到1952年。我大学毕业后分配到中国作家协会，在创作委员会当秘书。儿童文学作家严文井是我到中国作协后的第一个上级，张天翼则是创作委员会儿童文学组负责人，他们的作品和言传身教，都使我对理论批评的兴趣和热情日益向儿童文学靠拢。特别是1955年9月，《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大量创作、出版、发行少年儿童读物》的社论，尖锐批评了中国作协很少认真研究发展少年儿童文学创作的问题，号召作家为少年儿童写作。我在创作委员会，参与了起草中国作协《关于发展少年儿童文学的指示》和组织作家为少年儿童写作的工作。我虽然不搞儿童文学创作，当时也不是作家协会会员，但作为一个初学写作者，也觉得有义务和责任为孩子做一点力所能及的事。于是，结合我当时在创作委员会分工阅读作品的印象和感受，拿起笔来，写了两篇儿童文学评论，那就是1956年、1957年刊登在《文艺报》上的《幻想也要以真实为基础——评欧阳山的童话〈慧眼〉》《情趣从何而来？——谈谈柯岩的儿童诗》。从此，与儿童文学评论结下了不解之缘。
史：您的这两篇评论一经发表便产生了很大影响,引起了文学界广泛关注。关于《慧眼》的讨论长达两年之久。我记得您当时借鉴了前苏联的文艺理论，展开了有关童话中幻想与现实关系的讨论，并针对当时的文学创作提出了一些值得思考和探讨的看法和意见。
束：我最初的这两篇文章，现在看来，《幻想也要以真实为基础》显得稚嫩一些，说理也有不够透彻的地方。相比而言，《情趣从何而来》要成熟一些。此文发表不久，就得到责任编辑、青年批评家敏泽和《文艺报》副总编辑侯金镜的肯定和鼓励。侯金镜认为这篇评论从作品的实际出发，抓住了作者的创作特色，作了深入的艺术分析。这是最早评介柯岩儿童诗的一篇文章。有的评论家认为，我对儿童情趣的赞美，“深深影响了一代儿童文苑”。至今不少中青年儿童文学评论工作者仍念念不忘这篇评论，说对他们跨进儿童文学评论门槛起了启蒙和引领作用。
史：所以说，您的诸多来自于现实生活和创作实践的文学批评观点，不仅对当时的儿童文学有巨大的激励、推动作用，对当下的研究者和创作者也依然具有启迪、借鉴价值。
束：说起来未免让我汗颜，写了大半辈子评论，没写出什么有分量的东西，至今被看做我的代表作的仍是二十五六岁时写的这篇评论。五六十年，没什么长进啊！不过，回过头来看，《情趣从何而来》之所以能站住脚，保存下来，倒也还有一些可资参考的经验：一是我选这个题目，可说是完全出自个人的审美情趣和发现文学新人的喜悦。当时，我读了柯岩的儿童诗，沉浸在阅读的愉悦之中，为这些诗篇所展现的纯真的童心、童趣所打动，情不自禁地要拿起笔来予以赞扬和评说。那时我和柯岩素昧平生，也没有报刊向我约稿，真正是自己有话要说，有感而发。二是动笔写这篇文章之际，正是1957年春天，文艺界贯彻“双百”方针，思想比较活跃，头脑里没太多条条框框，敢于探索，勇于求新，着重从艺术特色和风格上来剖析作品的成败得失，努力把握文学批评的审美特质，没有过多陷于意识形态的论述。
为工作需要而写
史：您在好多场合和文章里都谦虚地说自己是儿童文学评论里的散兵游勇。您的评论文章和所从事的儿童文学工作又有什么关系？
束：是的，我不是专门从事儿童文学研究的。尽管上世纪50年代中期我就涉足儿童文学评论，但后来之所以与它难解难分，不能割舍，除了个人兴趣外，多半是因为工作的关系，可说是工作的分工把我推上了评论、研究的岗位。上世纪80年代初，我进入中国作协领导班子。由于我在上世纪50年代就写过几篇儿童文学评论，作协书记处就分工让我来联系儿童文学界，主管儿童文学工作。从1986年到2007年底，我担任作协儿童文学委员会负责人达21年之久。“在其位，谋其政”，我在书记处、儿委会的岗位上，和同事们一起，做了一些有利于推动儿童文学理论批评发展的工作。1986年、2001年，中国作协主席团先后通过了两个关于儿童文学的文件，即《关于改进和加强少年儿童文学工作的决议》《关于进一步加强儿童文学工作的决议》，都是我执笔起草的。这两个《决议》都强调“加强对儿童文学的理论研究和作品评论工作”。1986年、2000年、2004年先后在山东烟台、北京、广东深圳召开的三次全国儿童文学创作会议，也都把探讨儿童文学现状、走向和前景，总结提高儿童文学创作质量的经验当做重要议题。《文艺报》从1987年1月起开辟了每月一期的“儿童文学评论”专版。1987年创设中国作协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并从第五届起，增设了理论批评奖。从2001年开始编选《中国儿童文学年鉴》，收入年度创作、理论批评述评和当年的优秀论文。
无论是召开儿童文学创作会议或作品研讨会，举办儿童文学评奖，还是编选儿童文学年鉴或年度作品选，都离不开对儿童文学现状的调查了解，离不开对作品的阅读、研究。由于我处在分管儿童文学工作的位置，就义不容辞也无可逃遁地进入儿童文学评论领域。所以说，我的评论是与儿童文学组织工作紧密相联、与儿童文学创作实践息息相关的。工作岗位决定了我的批评走向，我的文章大多是按照工作需要来撰写的，这可说是我的评论与众不同的一点，就这一点来说，我可算是儿童文学评论界具有独特色彩的“这一个”。
留下一份有用的记录
史：在去年儿童文学评论座谈会上，与会者对您在评论上取得的成就给予很高的评价。有的说您“撰写了很多具有历史价值的重要文章，是当代儿童文学历程的见证者、参与者，成为当代儿童文学史上一个重要的坐标”；有的说您“高屋建瓴地把握新时期以来儿童文学发展的全局，纵横交错地描绘了一幅立体的当代儿童文学地图”。
束：显然，朋友们是过誉了。其实，我没写出什么有分量、有特色的文章，更谈不上有多少学术价值、理论色彩。我的文章大体上分为三类：一是对全国或一个地区的儿童文学现状或作家群体作宏观扫描、整体描述，如《回眸与前瞻》《新景观 大趋势——世纪之交中国儿童文学扫描》《开拓·探索·创新·嬗变——新中国儿童文学六十年的一个轮廓》等。二是对儿童文学某种文体、题材或现象进行述评、探讨，如《繁荣迈向新世纪的幼儿文学》《寻求新的突破——略谈战争题材儿童文学》《关于儿童文学创新的思考》等。三是对卓有成就的儿童文学前辈或当今活跃于儿童文苑的中青年作家作品的评说、赏析，如对冰心、张天翼、陈伯吹、严文井等的回忆、怀念和对柯岩、金波、常新港、曹文轩、秦文君、黄蓓佳等的评论。如前所说，我的评论文字是紧密联系创作实际的，力避空对空、不着边际地无的放矢。同时，我乐于充当吹鼓手，对儿童文学佳作特别是新人新作，更多的是肯定、赞扬和鼓励，热情推介创作新成果，鼓励作家多样化的艺术探索和追求，为儿童文学领域的新生力量、新生事物鸣锣开道。
如果说我的评论还有点优长和用处的话，我以为主要表现在以下三方面：一是满怀热情地为儿童文学鼓与呼，一而再、再而三地呼吁文学界、宣传文化界、新闻出版界、教师、家长、社会有关方面更多地关注儿童文学，为儿童文学的发展、繁荣提供良好的环境和必要的条件。二是为新中国60年，特别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儿童文学发展历程留下一份虽不够完整、系统，但颇具个性色彩的记录，可供研究者、爱好者参考，也许像朋友们说的多少有点“史料价值”、“文献价值”吧。三是一以贯之地倡导、阐释了一些既体现党的文艺方针政策又符合儿童文学特征、创作规律的理念、主张，如对儿童文学的功能和作用、主旋律与多样化、精品意识等的论述，也就是朋友们说的尽可能“智慧地平衡了政治的原则和文学的原则”。
着力弘扬的文学理念和主张
史：您在评论文章中十分重视儿童文学潜移默化的独特作用，特别强调“以情感人”、“以美育人”。您还不止一次地谈到文学作品要讲究质量，“以一当十，以质取胜”。您能更具体地介绍一下您对儿童文学创作、评论的要求吗？
束：回望我的评论生涯，在儿童文学领域里我一向提倡、强调的，主要有以下几点：一是对儿童情趣的赞美和倡导；二是对艺术创新的鼓励和支持；三是对小读者的关注和尊重；四是对儿童文学走向的观察和把握。
早在上世纪50年代，在严文井、菡子等前辈的启迪、影响下，我鉴赏作品时就注意把握“以情感人”的艺术特征，由衷赞扬那些“富有情趣的构思和想象”、“沁人心脾的诗意和美感”。作品的情趣是从生活中来，从儿童世界里来，借着巧妙的构思、丰富的想象把生活中有趣的事物揭示出来。作品写得既有情又有趣，才能打动孩子，让他们充分享受阅读的快乐。
创新是文学艺术生命的活力之本。儿童文学不开拓创新，就不能前进，不能适应当代亿万小读者的需求。儿童文学的探索、创新，必须正确认识和回答创新与时代、创新与当代儿童特点、创新与传统的关系等问题。面向伟大变革的时代，胸怀三亿六千万孩子，借鉴古今中外经典名著，这样，才有可能创造出思想艺术上出新、为孩子们喜闻乐见的作品来。
儿童文学的工作对象、服务对象是少年儿童。要把“为小读者”当做自己的创作准则，“以走入少年心灵为本”，所有艺术上的探索、追求，都要围绕少儿的视角、情感、审美的规律这个根本。儿童文学评论要同小读者贴得更近，充分尊重、细心研究少儿的生存状态、接受心理、审美情趣和欣赏习惯，了解把握不同年龄、不同层次小读者的精神需求和阅读兴趣。
评论工作者应当力求在熟悉、把握儿童文学现状的基础上，对它的发展趋势、前景提出前瞻性的看法、构想。我在《新景观 大趋势》一文中，就理想主义与人文关怀、贴近时代与拥抱自然、幻想文学与科学文艺、幽默品格与游戏精神、立足中华与走向世界，勾勒了我所憧憬、向往的新世纪儿童文学的新格局。在《开拓·探索·创新·嬗变》一文中，我试着从正确处理儿童文学与少年儿童读者的关系，儿童文学与教育的关系，继承、借鉴与创新的关系，儿童文学与少年儿童生活的关系4个方面，梳理、总结了新中国60年儿童文学发展的基本经验。
上面谈到的这些理念、观点、主张，是我多年来始终用心思考、着力弘扬的；至于在文章中表达、体现得怎么样，也许并不那么清晰、充分。这不能怨别的，只能怨自己笔下的功底不够。
评论工作者应有的素养
史：您从事评论工作五六十年，对文学批评的甘苦深有体会，能谈谈一个评论工作者应当具备哪些素养吗？
束：根据多年从事儿童文学评论的经历，我深切体会到，这是一项寂寞而艰辛的事业，必须潜下心来，下苦工夫，从学养、胆识、生活积累、文本阅览诸方面不断充实和提高自己，才能在评论上取得一点收获和成果。
首先要丰富学养，不要不学无术。童年、少年时代，我读过《鲁滨孙漂流记》《爱的教育》《表》和前苏联的一些儿童文学作品。大学时代，又按照赵景深教授开列的参考书目，读过沙尔·贝洛、安徒生、王尔德、格林兄弟、豪夫、科洛狄等儿童文学大家的经典名著。在文学理论上，年轻时涉猎过“车、别、杜”（车尔尼雪夫斯基、别林斯基、杜勃罗柳波夫）。可说是略知文学批评的ABC，但缺乏多方面深厚的学术底蕴。根基浅，底蕴薄，对作品的解读、评析，往往难免停留在表层印象上，浅尝辄止，不能深入文本的核心，揭示问题的本质。学养不够，这对从事评论的人来说，是个致命的弱点。
其次要厚积薄发，不要急功近利。从事当代儿童文学评论，必须认真、仔细地阅读大量文本，经常、系统地了解、掌握儿童文学的现状和发展趋势。同时，还要关注世界儿童文学发展思潮、走向，了解、熟悉外国最新创作成果。如果对中外儿童文学历史、现状和经典作家、作品不甚了解，不能从宏观上把握儿童文学全局，又不能从横向上与世界儿童文学名著、精品参照比较，孤立地来谈一部作品或一个作家的成败得失，就很难作出科学的、富有真知灼见的美学判断。对创作状况、社会现实、儿童世界的熟悉了解，都是一个长期的、日积月累的过程，必须持之以恒。积累越丰厚，就越能在评论园地里自由驰骋。
再则要有胆有识，不要畏首畏尾。对儿童文学领域的优秀作品、文学新人、新鲜事物的发现，既需要有敏锐的、睿智的目光，也需要有支持探索、创新的勇气。创作需要激情，批评同样需要激情。只有当你真正被作品所抒发的感情或主人公的遭际命运所打动，觉得有话要说、有感要发，这样的评论文章，才能表达自己真实的艺术感受，因而往往会文情并茂。如果自己面对文本无动于衷，仅仅是碍于情面，或为媒体炒作而勉强为之，写出的文章很可能是毫无激情、了无新意的评论八股。评析作品的成败得失，支持新生事物，批评不良现象，敢于思考和提出重要的或值得探讨的创作、理论问题，都需要有敢想敢说、敢作敢为的胆量。一味唱赞歌、喷香水，或是隔靴搔痒、温吞水，该尖锐的不尖锐，都不是一个正直的、有作为的批评家应有的品格和风范。
史：您的很多见解都写进了您的文学评论著作中，《束沛德谈儿童文学》等著作不仅对从事儿童文学研究、评论的人有借鉴和学习意义，对作家同样有非常深刻的启迪、指导意义；不仅具有此时的价值，更具有彼时的意义。您对今后儿童文学理论批评的发展有哪些希望和建议？
束：简而言之，我有这么三点希望：一是希望文学团体、宣传、文化、教育、新闻、出版部门，无论如何不要把儿童文学研究、评论置于一个被冷落、遗忘的角落，应当经常给予足够的关注。二是希望儿童文学理论批评队伍后继有人，深切期盼有志于这项事业的年轻人加入这个行列，并不断提高自己的思想、业务素质。三是树立和发扬公正、健康、科学、说理的批评品格，呼唤一种生动活泼、自由论辩的学术空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