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年前，在革命先驱李大钊同志的家乡唐山矗起了一座巨型雕塑。它将李大钊伟岸的身躯与大地紧紧融在一起，露出地面的是他宽厚的铁肩和高昂的头颅，依然在用坚毅的神情和深邃的目光凝视着他深深爱着的祖国。2012年春，当我欣然接过创作话剧《父亲·李大钊》剧本的任务时，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这座雕塑。尤其是那被夸大了的双肩，更使李大钊“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的气概得以淋漓尽致地呈现。

“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实际上是明朝文人杨继盛为抗御强暴、反对奸臣严嵩写下的一副对联——“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李大钊只是将“辣”字改为了“妙”。但仅仅改了这一个字，就赋予对联以全新的含义：坚实的双肩负担起世间的正道情义，灵巧的双手书写出代代流传的诗文篇章。也正是这一个“妙”字，将李大钊投身于祖国强大和民族复兴事业的高尚情操和盘托出。

上世纪初的中国因军阀连年混战而国家分裂、民不聊生。此时，正在国立北京大学担任图书馆主任的李大钊研读了大量马克思主义著作，他最早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最早在黑暗中摸索着通向光明的出路，最早在绝望中寻找着中国重生的希望。李大钊置身于白色恐怖中，大义凛然地站在革命斗争的最前列，置生死于不顾。

在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中，李大钊积极奔走联络社会各界营救被捕入狱的陈独秀，成为这场运动的重要领导人之一。在李大钊的组织领导下，以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为代表的共产主义性质的各种秘密组织和革命活动迅速发展，《新青年》《每周评论》等各种进步刊物相继创刊，系统地介绍、宣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体系，推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为黑暗中的中国带来了新的希望。

李大钊一生除了领导革命斗争和教书之外，也创作了一批优秀的诗文。他主张“为社会写实的文学”，而培养这种文学的根基，首先是“宏深的思想学理和坚信的主义”，他所说的 “主义”，就是毕生为之献身的马克思主义。李大钊把新文艺看作是“新文明诞生的先声”，那些带有文艺性的政论、散文，以及洋溢着思想光芒的诗歌和杂感，语言犀利、切中时弊，蕴涵着丰富的思想内容，具有强烈的战斗性，成为他生命的火花和战斗的武器，或者引起人冷静、深刻的思考，或者鼓舞着人们的战斗热情。

正是因为这些诗文强大的战斗作用，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视李大钊为心腹之患，必欲除之而后快。1927年的北京上空，布满了乌云，形势十分险恶。这时的李大钊已经成为了行踪不定的职业革命家，他不顾个人安危，依然毫无畏惧地工作着，直至被捕入狱、英勇就义。

李大钊用坚定的信仰和坚贞的人生践行着“铁肩担道义”的深刻内涵，同时也用精彩的诗文和独到的见解，诠释着“妙手著文章”的无限寓意。两者都是他生命和人格中不可或缺的部分。这些元素不断地冲击着我的大脑，一个高瞻远瞩、大义凛然的革命先驱的光辉形象在我的脑海中渐渐清晰起来。所有这些理解和体会在我脑子里逐渐融为一个最单纯的形象，李大钊就像一座在中华大地上拔地而起、不可动摇的泰山一般，方正、刚直、沉稳、开阔，是中国革命的伟大基石。我读了李大钊的著作《守常文集》后，深深为他的理想所感动，因而刻意抓着“铁肩担道义”这一核心作为话剧创作的“母题”。

母题确定之后，话剧的体例也随之而出。我将李大钊的革命历程和精彩诗文相结合，在讲述其伟大人生的同时，把他的精彩诗文融于台词之中，创造一种两者相互补充、相得益彰的戏剧样式。当然，就艺术创作规律而言，一部作品写得是否成功，主要是看其主人公塑造得是否丰满。因此，创作话剧《父亲·李大钊》，除却正确地写出重大革命历史事件外，我从鲜活的细节入手，浓墨重彩地把历史上的伟人化作生动感人的人物形象，完成历史真实向艺术真实的转化。我和我的合作者们选取了李大钊在北京生活工作期间的故事，从与维经斯基会谈到共产党小组的成立，从“共产党”名称的确定到建党主张的发表，从对青年学子的帮助到对膝下儿女的教育，再现了一个有血有肉、大爱无疆的李大钊的艺术形象。我在历史理性的创作中融入了人性的补充，采用了穿插女儿的深情讲述来推动故事情节发展的方式，为的是让观众在“红”的主题、“情”的故事中，感受到一种浓郁的生活氛围、一种单纯和自然天趣。

因为创作这部话剧，让我清晰地知道了北京城里那段激昂与惊险并存的历史，也让我走近了一位襟怀坦荡、高风亮节的革命先驱者。因为创作《父亲·李大钊》，我对李大钊肃然起敬。

岁月推移，不会磨灭永恒的诗篇，形象经历沧桑，更显得新鲜明亮。创作话剧《父亲·李大钊》后，我想说，如果读懂了李大钊，就读懂了这片古老土地上堆积的沧海桑田和20世纪舞台上上演的悲欢离合；如果读懂了李大钊，便读懂了中国的过去，并加深着对未来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