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勇军进行曲》《大路歌》《毕业歌》《卖报歌》等具有鲜明时代感、高昂民族精神的歌曲，不仅记录下中华民族不屈不挠、勇往直前的历史，而且深深影响了几代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和理想信念。尤其是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的《义勇军进行曲》，更成为团结、凝聚全国人民情感和力量的载体，激励、鼓舞我们战胜一个个困难、勇往直前。而所有这些，都与一个名字紧密相连，他就是人民音乐家聂耳。时值聂耳诞辰百年之际，在聂耳的家乡云南玉溪，多场纪念活动的举行让人们亲身感受到人民对聂耳的缅怀之情和深情厚谊。人们并没有忘记这位在国家民族危亡关头奏出时代最强音的中国新音乐运动的奠基者。今天，我们如何全面认识聂耳留下的文化和精神遗产？他的音乐创作又带给今人哪些启示？成为日前由中国音协，中共云南省委宣传部，中共玉溪市委、玉溪市人民政府共同举办的纪念聂耳诞辰100周年座谈会上关注的主要话题。

聂耳的人生是短暂的，虽然创作的作品只有40多件，但是却深深扎根民族，饱含着对国家、民族和人民的无限深情。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音协分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徐沛东认为，聂耳精神是民族精神与时代精神、爱国主义精神与开拓创新精神的完美结合。今天重温聂耳的音乐，学习聂耳的创作精神，不能流于形式，它不仅是音乐界的事情，也理应成为全民族的共识。目前，音乐创作中还存在违背艺术规律、“一窝蜂”打造“面子工程”等现象，这对中国原创音乐的发展和提高是不利的，对这些现象应保持高度警惕。

与会者在谈到当前的音乐创作应该从聂耳身上汲取怎样的营养时总结了三点——首先是鲜明的时代性。聂耳的歌曲充分反映了社会底层大众的生活状况和他们对黑暗社会的呐喊，他是我国音乐史上第一个把自己的创作热情完全倾注在创作反映社会劳苦大众的生活和思想感情方面的音乐家。四川音乐学院副院长孙洪斌认为，聂耳歌曲创作的时代性，要求音乐家应当具备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对时代发展的敏锐性，深入群众生活，反映群众愿望。音乐家只有深入群众，才能深刻了解普通群众的生活工作状况、内心意愿，才能了解群众对于歌曲的理解和期望。只有与群众密切交流，音乐家才能创作出真正反映群众生产生活及思想状况、并为群众喜爱传唱的作品。

其次是深厚的民族性。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秦序认为，民族民间音乐对聂耳来说，不仅仅是创作素材或原材料层面的东西，他对深入探索民族民间音乐及其文化传统，都具有现实意义。我们今天的条件与聂耳所处的时代虽大不相同，但聂耳树立起的榜样，仍可以给我们很多的启示。如何通过感性接触，通过实践体验来培养对民族文化艺术的感情，仍是我们今天更好地保护、传承优秀非物质文化遗产时需要予以重视的问题。

最后是扎根本土原创音乐。原创能力的高低是衡量一个国家音乐发展水平的重要尺度。当今的世界经济文化交流日益频繁，我们的音乐创作也面临着娱乐文化、消费文化的冲击。作曲家刘晓耕认为，本土原创音乐不可偏废，必须坚定不移地走自己的原创之路，实现原生态多元文化与世界性多元文化相融、民族特色与时代潮流相融、本土化与国际化相融，这是我们未来的创作方向。对瞬息万变的现代社会，对听众的审美新需求，音乐作品要获得永恒的生命，就必须以变应变，不能再拘守过去的作品模式和理论窠臼，更不能漠视当今世界新的音乐潮流和大众对音乐的审美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