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文学，如果在题材范畴上谈论的话，最成功或者成就最大的，应该是乡土文学或后来被称作“农村题材”的文学。但是在现当代文学的历史叙述中，乡土文学是如何转向“农村题材”、“农村题材”怎样或为什么又重新转向了“新乡土文学”并没有得到说明。这相互关联的三个概念虽然有同源关系，但它们的内涵是非常不同的。“乡土文学”是指反映中国乡村社会面貌或社会性质的文学；“农村题材”是表达意识形态诉求的文学；“新乡土文学”是对“农村题材”的颠覆和对“乡土文学”的接续。这三种文学无论在观念上还在具体的创作方法上，都存在着极大的差别。对现代文学或乡土文学的看法虽然并不一致(比如蹇先艾在《文艺报》1984年第一期上发表过一篇文章，认为20年代并……没有乡土小说流派。见严家炎《中国现代小说流派史》第47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年版），但以鲁迅为代表的众多作家作品的存在是文学史实。受鲁迅影响的那些青年作家，写的也是“几乎无事的悲剧”（鲁迅：《几乎无事的悲剧》，《鲁迅全集》第六卷第370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也与“阿Q”有血缘关系，也有“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意识，（鲁迅：《摩罗诗力说》，《鲁迅全集》第一卷第76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既有田园牧歌的描述，更有对国民性的揭示、剖析和改造的诉求。
1942年，毛泽东发表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之后，延安的文学家们经历了一次走向民间的思想文化洗礼。这场运动之后，“五四”以来形成的知识分子话语方式实现了向民间话语的“转译”过程。贺敬之等的歌剧《白毛女》、李季的长诗《王贵与李香香》以及新秧歌剧《兄妹开荒》《夫妻识字》等陆续面世，特别是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孙犁的《荷花淀》的发表，一种崭新的中国农民形象出现了：他们是英姿勃发活泼朗健的二黑哥和水生嫂，他们告别了阿Q、祥林嫂、华老栓的时代，当然也告别了愚昧、麻木、混沌未开的性格，而成为有鲜明阶级意识和深明大义的新型农民。民粹主义文学在这个时代取得了巨大的胜利，毛泽东的新文化猜想初步得到了实现。当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和周立波的《暴风骤雨》发表之后，奠定了“农村题材”创作的基本模型：总体性的目标、史诗的追求、两个阶级的对立、农民英雄的塑造等，就成为“农村题材”文学的基本结构。1949年之后相继出版的《创业史》《山乡巨变》《三里湾》《风雷》《艳阳天》《金光大道》等，就是这样的作品。
1978年代以后，人们发现，在那条“总体性目标”的道路上并没有找到他们希望找到的东西，中国广大农村不仅依然破败，农民依然穷困，而且在精神领域同样没有发生革命性的变化。20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我们在周克芹的《许茂和他的女儿们》、古华的《爬满青藤的木屋》等作品中看到的情景是：贫困无助的许茂依然是华老栓或祥林嫂式的愁肠百结；盘青青依然生活在精神的不毛之地，作为知识分子的李幸福，面对盘青青的不幸同当年的萧涧秋一样束手无策，王木通的愚昧、无知和自以为是，比阿Q们有过之无不及。正是从这个年代起，“农村题材”所遵循的创作观念和方法逐渐淡出，“新乡土文学”开始与当代中国乡村生活缓慢地建立起了联系，同时也接续了现代乡土文学的传统。
在这一题材创作中，赵树理是一个非常独特的现象：一方面，他是成功实践《讲话》、遵循“革命现实主义”创作原则的作家，“赵树理的方向”被肯定为所有作家都应该学习和坚持的方向；一方面，新中国成立后他又屡屡遭到批评/肯定的反复过程。这个看似矛盾的现象，对赵树理本人来讲是痛苦和不幸的，但对于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过程而言，赵树理的遭遇恰恰从一个方面反映了当代中国文学的复杂性、矛盾性和不确定性。从20世纪40年代走向文坛开始，赵树理的写作就一直注意与农村、农民和现实的关系，注意对民间文艺传统的借鉴和改造，注意按照《讲话》的要求为“工农兵”服务。并且因他的内容和形式，也明显地区别于其他农村题材写作的作家。
赵树理是毛泽东文艺思想哺育成长的有代表性的作家。1943年5月——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一周年的时候，赵树理发表了他的成名作《小二黑结婚》。1946年8月26日的《解放日报》发表了周扬的《论赵树理的创作》一文，文中盛赞《小二黑结婚》“是在讴歌新社会的胜利（只有在这种社会里，农民才能享受自由恋爱的正当权力），讴歌农民的胜利（他们开始掌握自己的命运，懂得为更好的命运斗争），讴歌农民中开明、进步的因素对愚昧、落后、迷信等等因素的胜利，最后也最关重要，讴歌农民对恶霸势力的胜利。”在艺术上，“作者在任何叙述描写时，都是用群众的语言，而这些语言是充满了何等的魅力啊！这种魅力是只有从生活中，从群众中才能取得的。”而《李有才板话》，“简直可以说是一个杰作”。从《小二黑结婚》开始，赵树理成为实践《讲话》精神的楷模，是“方向”和“旗帜”，是一位“人民艺术家”。他的作品被视为人民文艺的“经典”。当然，也正是从赵树理开始，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才第一次出现了活泼、朗健、正面的中国农民形象，中国最底层的民众才真正成为书写的主体对象。
但是，新中国成立之后，对赵树理创作的评价开始发生了分歧和反复。这不仅与赵树理在这一阶段的创作有关，而且更与激进时期文学观念的变化有关。1955年1月，《三里湾》在《人民文学》杂志连载，5月出版单行本。这是第一部反映农业合作化运动的长篇小说。也被认为是“我国最早和较大规模地反映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一部优秀作品”。（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十年来的新中国文学》编写组：《十年来的新中国文学》，作家出版社1963年，第45页）小说是以三里湾的秋收、扩社、整风和开渠作为故事的主要线索，以“一夜“、“一天”、“一个月”为时间线索来结构作品的。小说叙述了三里湾四个不同家庭在合作化运动初期的矛盾和变化。支书王金生一心带领全村人走合作化和共同富裕的道路；村长范登高则满足于自己的致富，有严重的私有观念。小说围绕这一矛盾，交织着四个家庭青年一代的爱情故事，反映了农村所有制变革中的思想和观念的斗争，表现了家庭、婚恋、道德等各方面的深刻变化。同时也提出了推广农业技术、培养农业人才的问题。在艺术上，小说注意运用传统的民间说书手法并加以改造，通过完整连贯的故事情节展开人物性格，语言机智幽默。表达了作家对民族化、大众化道路的一贯坚持。
小说发表之后，受到了褒贬不一的评论。批评者大多沿着相同的路线斗争的思路，认为小说中“当前农村生活中最主要的矛盾，即无比复杂和尖锐的两条路线的斗争”没有得到应有的处理，“看不到富农以及被没收土地后的地主分子的破坏活动”，而且三里湾党的领导者王金生对蜕化分子范登高表现得软弱，“没有流露出应有的愤慨的心情”等。（俞林：《〈三里湾〉读后》，《人民文学》1955年7月号）1955年10月，赵树理针对批评发表了《〈三里湾〉写作前后》一文。这篇文章既可以看作是一个“答辩”，也可以看作是一种“检讨”。他陈述了写作经过之后，也谈了作品的“几个缺点”。他说自己在抗日战争初期是做农村宣传动员工作的，后来“职业”写作只能说是“专业”，做这种从工作中来的作者，“往往都要求配合当前政治宣传任务，而且要求速效。这本来是正当的，是优点”。但他还是检讨了三个缺点。其中“对旧人旧事了解得深，对新人新事了解得浅，所以写旧人旧事容易生活化，而写新人新事有些免不了概念化”。他接着解释说：“这一切都只能说是在创作之前的准备不充分，为了迅速地配合当前政治任务，固然应该快一点写，但在写作之前准备得不充分的时候，正确的做法是赶紧把不充分的地方补充准备一下然后再写，而不是就在那不充分的条件下写起来”。（赵树理：《〈三里湾〉写作前后》，《文艺报》1955年第19期）
但事实上赵树理对上述批评是不接受的，这不仅表现在赵树理在处理农村矛盾和人际关系时，仍然限定于乡村的伦理秩序允许的范畴之中，同时他也清楚地认识到，即便是农村的党员干部，也不可能因为社会主义的到来，其思想和精神就达到了与时代同步的水准。因此，在批评他的文章发表不到一年，在一次“双百方针”的座谈会上，他说出了自己真实的想法：“我感到创作上常有些套子束缚着作家……有人批评我在《三里湾》里没有写地主的捣乱，好像凡是写农村的作品，都非写地主捣乱不可。”（赵树理：《不要有套子——在中国作家协会创作委员会小说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座谈会上的发言》，载《作家通讯》1956年6期，《赵树理文集》第四卷）但赵树理这一内心压抑刚刚释放不久，对他新的质疑已经酝酿在急剧变化的形势中。
对赵树理的再度批评，到20世纪50年代后期被提出来。这次批评的缘起主要是短篇小说《锻炼锻炼》的发表。作品发表后，《文艺报》刊发了《一篇歪曲现实的小说》的文章（1959年《文艺报》第7期）。文章认为小说“所持的态度是错误的”，不符合农村现实，对劳动妇女和农村干部进行了歪曲污蔑。但不久《文艺报》又发表了王西彦的《〈锻炼锻炼〉和反映人民内部矛盾》的文章。王西彦读完小说后，“内心充满喜悦，觉得是一篇很好地反映了农村人民内部矛盾的作品”。文章几乎逐一驳斥了武养的观点。认为作品“成功地描写了农村社会里两个落后的妇女，‘小腿疼’和‘吃不饱’”，（王西彦：《〈锻炼锻炼〉和反映人民内部矛盾》，《文艺报》1959年10期）并对轻率粗暴的批评风气提出了批评。对赵树理评价的变化和反复，事实上是文学观念的改变。这个观念主要是塑造什么样“人物”的问题。当代文学批评中经常使用的“英雄人物”、“正面人物”、“中间人物”、“反面人物”等，已经将“人物”作了等级和类型化的区别和划分。创造英雄人物或正面人物的理论依据，来自毛泽东的《讲话》。毛泽东要求文艺工作者创造出“新的人物新的世界”。周扬在第一次文代会上的报告，有专门论述“新的人物”一节，“新的人物”在这里已解释为“各种英雄模范人物”。他说：“我们是处在这样一个充满了斗争和行动的时代，我们亲眼看见了人民中的各种英雄模范人物，他们是如此平凡，而又如此伟大，他们正凭着自己的血和汗英勇地勤恳地创造着历史的奇迹。对于他们，这些世界历史的真正主人，我们除了以全副热情去歌颂去表扬之外，还能有什么表示呢？”（周扬：《新的人民文艺》，《周扬文集》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516页） 1953年9月24日召开的第二次文代会上，周扬在报告中又提出：“当前文艺创作的最重要的、最中心的任务：表现新的人物和新的思想，同时反对人民的敌人，反对人民内部的一切落后的现象。”同年年底，冯雪峰发表了题为《英雄和群众》的文章，参加创造英雄人物问题的讨论。他在论证了“创造正面的、新人物的艺术形象，现在已成为一个非常迫切的要求，十分尖锐地提在我们面前”之后，也提出了如何塑造“否定人物的艺术形象”的问题：“从文学的社会教育的人物来说，描写各种各样的否定人物所代表的社会势力，是为了使读者认识，并鼓舞的斗争，是不能不在描写正面人物的同时也描写否定人物的。对于读者，不仅正面人物的艺术形象是教育和鼓舞的工具。一切否定人物的艺术形象也同样是教育和鼓舞的工具。”（冯雪峰：《英雄和群众》，《冯雪峰文集》（下），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74-75页）
这些论述使我们有可能理解“人物”创造问题为什么受到如此重视。在这些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到，“人物”的创造问题只有纳入到功能范畴内，它的重要性才有可能得到揭示。1962年，政治、经济的激进主义逐渐退潮后，文学界“现实主义深化”的问题也被提出。同年8月，中国作家协会在大连召开了农村题材短篇小说创作座谈会。会议主持人邵荃麟发表了讲话。他分析当时的创作情况时认为，主要问题还是“人物创作问题”。因为“作品是通过人物来表现的”，“英雄人物是反映我们时代的精神的，但整个说来，反映中间状态的人物比较少，广大的各阶层是中间的，描写他们是很重要的。矛盾点往往集中在这些人身上”。“茅公提出‘两头小，中间大’，英雄人物与落后人物是两头，中间状态的人物是大多数，文艺主要教育的对象是中间人物，写英雄是树立典型，但也应该注意写中间状态的人物。”（邵荃麟：《在大连“农村题材短篇小说创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洪子诚编《20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429页、437页）这一观念的提出，对赵树理的评价又发生了变化。康濯在《试论近年间的短篇小说》中说：“赵树理在我们老一辈作家群里，应该说是近20年来最杰出也最扎实的一位短篇大师。但批评界对他这几年的成就却使人感到有点评价不足似的，我认为这主要是对他作品中思想和艺术分量的扎实性估计不充分。事实上他的作品在我们文学中应该说是现实主义最为牢固，深厚的生活基础真如铁打的一般。”（康濯：《论近年间的短篇小说》，《文学评论》1962年5期）这样的评价在“文革”前又被否定，“中间人物论”也被作为一种“修正主义”的文学观念遭到清算。因此，多年来文学观念的“不确定性”，是评价作家矛盾和犹疑的根本原因。
对赵树理评价的反复和矛盾，是当代文学“犹豫不决”的表现之一，也是寻找“当代文学”不得已而为之的权宜之计或“必要”的方式。事实上，赵树理坚持从生活出发，在生活中捕捉最感性、生动的文学形象，是完全符合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原则的。他塑造的人物形象之生动和鲜活，离开了他熟悉的农村生活是不可能做到的。这本来是应该给予鼓励的创作倾向，却因文学思想路线和对文学要求的不断改变而变得迷离和困惑起来。因此，陷于这个怪圈迷惘和不解的就不再是赵树理一个人，而是整个文学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