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的理解中，赵树理是一位以辉煌的文学成就与令人震撼的人生悲剧存在于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的特立独行的作家。
上个世纪30年代末期，抗日战争爆发后，赵树理义无反顾地加入到抗战行列，发动群众，开展轰轰烈烈的抗日斗争。不久，他奉命担任烽火剧团团长，亲自改编出上党梆子历史剧《韩玉娘》和《邺宫图》，带领团员们四处演出，鼓励群众与侵略者斗争的信心。后来，上级领导根据赵树理的特长，调他去做报纸副刊编辑。他非常投入地工作，以快板、鼓词、民谣、小故事为主，把读者对象定位于广大普通群众，走通俗化、大众化道路。这也是他后来多年坚持写作通俗化、大众化作品的起因之一。
文人相轻，古来有之。大城市有，解放区也免不了。那些立志追求高雅文艺的文人，总是看不上赵树理的通俗文艺，认为赵树理缺少深厚的文学修养，写不出高雅作品来，只能写些低层次读物。但是，赵树理没有放弃自己的主张，仍然坚持走这条路。1943年5月，他完成了短篇小说《小二黑结婚》。这是确立赵树理在中国文坛上重要地位的作品之一，也是解放区文艺创作的代表作之一。
《小二黑结婚》的素材，是赵树理1943年初到辽县（今左权）下乡时获得的。当时他遇到一个到民主县政府告状的老乡，老乡说自己的侄儿被几个村干部打死了。赵树理问是什么原因？老乡说出了经过——原来，侄儿是村里的民兵小队长，与本村的一位漂亮姑娘谈恋爱，但他们的家长却都不同意。男方的父亲为了省钱，给他收了一个9岁的童养媳；女方的母亲贪图钱财，将她许给一个富商。同时，几个村干部也看上女方。女方不听从母亲的决定，也拒绝了村干部的追求，一心与男方好。于是，村干部怀恨在心，设计圈套将男方打死。赵树理非常同情这位老乡，帮他到县政府有关部门立案，最终是案件告破，坏人得到惩处。
赵树理从这个事件中看出农村封建思想的严重性与基层村干部的低素质问题，感觉应当用小说的形式表现出来，以引起人们的重视。他考虑，如果只表现案件本身，肯定不会有多少深刻意义，最多是个坏人逞凶、好人受害的老故事。应当抓住封建迷信与婚姻自主这对矛盾设置情节。这样，作品就能切合群众的生活现实，蕴含比较广阔的社会意义；而且，也容易出故事、出人物。不久，便写出了《小二黑结婚》。作品中的主人公小二黑和小芹的原型取自那个案件，但绝不同于原型，结局不是悲剧，而是自由恋爱取得了胜利，成为大团圆。这样写，既宣传了破除迷信、婚姻自主的思想，也符合人们的阅读心理愿望。
《小二黑结婚》引起的强烈反响，带给赵树理许多荣誉，但他并没有满足，又思考写作新的作品。那时，根据地农村的中心工作是减租减息，这是触动农民根本利益的大事。边区政府对此项工作做了全面部署，实际落实却非常复杂。土地所有者从个人利益出发，当然不愿意减租减息；农民由于多年的传统观念束缚，对减租减息持怀疑态度，害怕政策不能长久；各级抗日政府派出的工作人员，有一些出身于城市的同志对农村情况不熟悉，工作粗糙，使得减租减息不能正常发展……赵树理感觉这是个大问题，应当用小说的形式表现出来。于是，他根据自己下乡时获得的素材，写出了《李有才板话》。
《李有才板话》发行后，受到读者欢迎的程度不比《小二黑结婚》弱。赵树理的知名度更高了，原来对他坚持通俗化文艺道路有偏见的一些文化界人士，在现实面前不能不改变看法，承认赵树理的通俗化、大众化、民族化创作确实是一条路子。
赵树理接下去又创作出了《孟祥英翻身》《李家庄的变迁》《催粮差》《福贵》等小说，他凭着自己的实绩，在中国文坛打出了一片天地，声誉与日俱增。
全国解放后，赵树理随工作单位进了北京。古都北京文化氛围浓厚，各路人才聚集，让赵树理这个太行山里来的农民大作家，既感到新奇，又有些不适应。他特意穿上了一身干部服，摘掉多年爱戴的毡帽。可是，他说话浓重的晋东南口音，他待人处事的方式，却无法脱去乡村味。北京人的生活方式，文人圈的高谈阔论，让他常常产生困惑。不过，他对组织大众文艺创作却产生了兴趣，多方奔走，在中国文联和北京市委负责人周扬、李伯钊等的支持下，成立起“北京市大众文艺创作研究会”，主持了好多活动，吸收了一大批人员，京剧名家梅兰芳、马连良、荀慧生和通俗小说大家张恨水等都入了这个会；他创办了通俗化杂志《说说唱唱》，专门发表大众化作品，发现和培养出陈登科等一批青年作者。
到了1951年初，中宣部领导为了让赵树理集中精力读书写作，调他到中宣部文艺处，摆脱了大量杂务；他先读了一个时期书，不久便离京回山西晋东南农村深入生活，后来把工作关系调到中国作协，成为专业作家。
在生活方面，赵树理有了固定的收入，工资待遇都不低，在北京买了房子，接来了家属。按说，他完全有条件过舒适的日子。可他骨子里流着的农民血液，让他无法与城市融合。他关注的仍然是农村的状态和农民的生活。从1949年进京，到1965年举家迁回山西，15年的时间里，他有一多半是在晋东南农村生活的。他跟农民们吃住在一起，如鱼得水般愉快。他把自己当作农民中的一员，操心庄稼收成好坏，研究农业政策的实施，帮助农民开展文化娱乐活动。他选择这种方式，一方面是为了体验生活，获取创作素材；另一方面是要同农民一道，寻找过好日子的途径，让农民能尽快从千百年的贫穷落后中摆脱出来。因而，他总是心甘情愿地充当农民的代言人，时时处处维护农民的利益。看到农民生活有起色，他就特别欣慰；发现农民政策有误，农民利益受损害，他就忧心忡忡；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惦记着的仍然是农民过着艰苦日子。可以说，在中国现当代作家中，没有几位像赵树理这样与农民的利益息息相关，这样期盼农民过上好日子的。特别是在失去理智的“大跃进”年头，浮夸虚假风气甚嚣尘上，农民的利益潜伏着严重危机。多数作家尝过了挨批受整的苦涩，对此现状采取观望态度，惟有赵树理敢于站出来为农民的利益说话。
在创作方面，新中国成立后赵树理的成就最重要的还是小说和剧本。1955年出版的长篇小说《三里湾》，是赵树理最有代表性的作品之一，也是国内文坛最早反映农村现实生活的长篇小说。这部长篇的素材来自于赵树理在平顺县川底村一年多的生活积累。小说围绕着秋收、整党、扩社、开渠等事件，勾勒出解放后的中国农村所经历着的巨大变革轨迹；通过多组矛盾冲突的描写，生动地再现了农村中先进力量与落后势力的交锋过程。而如此深刻的主题，则是凭借家庭琐事、恋爱婚姻、农业生产、人际关系等细节来体现的。当然，现在来看这部小说的主题，或许不一定符合当时社会发展的规律，因为过早地实行农业合作化，对于提高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并不利。然而，在那个特定社会环境中，要求赵树理不去表现这样的主题，是不可能的。
《“锻炼锻炼”》是赵树理20世纪50年代后期写成的。当时，正是大刮浮夸虚假风之时，这篇短篇小说体现了他坚持实事求是、反对浮夸的态度。赵树理在小说中通过刻画“小腿疼”、“吃不饱”一类所谓落后农民形象，是要说明农村中确确实实存在许多这样的人。在普通农民身上，旧的思想负担不是一下子就能改变的，需要一个长期、曲折的过程。同时，也是他后来所坚持的“中间人物”思想的实践之作。他一直认为，农村中中间人物是占大多数的，过分突出先进或落后人物，都是不符合实际的。这篇作品在后来的极左思潮中多次被批判，更证明了它是一篇优秀之作。
上党梆子剧本《十里店》，是赵树理在新中国成立后在剧本创作方面最有代表性的作品。这部剧本体现出了赵树理的创作初衷，通过女主角马红英同一些不良风气作斗争，赞扬了知识青年在农村建设中的积极作用，批评了少数农村干部错误的工作作风，提出了要加强对农民进行思想教育的问题。然而，剧团赴省里调演只在内部演了一场，就被勒令停止演出，因为有领导认为《十里店》没有突出阶级斗争大纲，过分暴露了社会主义的黑暗面，英雄人物塑造的不够。尽管赵树理对这些意见并不认同，但是，为了能让剧作公演，他只好违心地作修改，在保持原来的基本构架前提下，适当减少了一些所谓黑暗面，增加了马红英等正面人物的戏。结果又被有关领导人指责为不真实，仍然是通不过，要求继续修改。想不通归想不通，他还得一次次去修改，到修改完6次，还是没有获得通过。因为政治气候不可能让他这样的作家作品问世，这也正是他所感叹的：“我是死于《十里店》哪！”直到他逝世多年，“文革”结束以后，《十里店》才获得公演的机会，第一稿在《人民文学》杂志上发表。
作为一个具有独特思想认知和艺术追求的作家，赵树理成为了20世纪中国文坛最重要的作家之一，在文学史上取得了别人无法代替的地位，更铸造了山西文学的一次辉煌，形成了以他为代表的“山药蛋”文学流派。他的作品在国内产生过极为广泛的轰动效应，曾经影响过众多年轻的文学工作者，影响过一代文风。他的作品还在40多个国家和地区翻译出版，国外有不少专家学者在研究他的人生道路与作品的价值。随着时间的推移，赵树理作品的价值，将会更加显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