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树理一生历经沧桑沉浮坎坷起伏，赵树理的命运折射出共和国文艺的诡谲走向，是回眸中国当代文坛的一个绝好视角。写赵树理的命运，可以有许多不同的切入点。
驴背上的状元
赵树理成名后，他的家乡流传着这样一个传说：在赵树理降生一百天的时候，家里祖孙三代为他庆贺百日。家人们特地在他面前摆了十几样玩意儿，任他抓。其中还有向人借来的银元宝，专摆在孩子的小手最容易触到的地方，可是赵树理偏不碰它，张开两只小手，一手抓住一支笔，一手则紧紧攥住一根赶毛驴的鞭子。赵树理的爷爷见此情景，长长地叹口气说：“这孩子长大以后本应金榜题名，可惜错投在咱们贫寒之家，只能做个驴背上的状元。”
华夏文化自古流行这么一种风俗：小孩子满月、百天或周岁之际，陈列各种玩物和生活用具，任孩子抓取，以此来预测小孩子将来的志向和兴趣。这种抓阄近似占卜，对一个人的命运有着某种象征意味。
赵树理早年有这样一些情节，构成了他生命记忆中的“象征”：
赵树理出身尉迟村。尉迟村原名叫吕窑，唐太宗手下有两员开国大将：红脸的秦琼和黑脸的尉迟恭（也叫尉迟敬德）。也就是后来被老百姓神化为门神的二位。李世民做皇帝后，封尉迟恭为“吴国公”。 尉迟恭为人耿直，爱打抱不平。贞观年间，因不满太宗迫害忠良的做法，杀了赃官，潜逃出京城长安，隐姓埋名，流落此地。尉迟恭出身贫寒，早年与刘备一样，曾以编织为生。他向村民们传授了编簸箕技术，赵树理的父亲就是闻名乡里的编簸箕能手。后来，吕窑村民为纪念尉迟恭，改村名为尉迟村。村东南河岸上，建有尉迟庙，香火甚旺。尉迟恭刚直不阿、一身正气的人格风范，成为尉迟村代代相传有口皆碑的村史“教材”。尉迟恭成为尉迟村民心中敬仰的偶像。
赵树理的母亲曾经生过几胎，都是女孩，只活了一个。祖父母早就盼着生个男孩承继香火。所以赵树理一降生，两位老人就高兴地给他起了个乳名叫“得意”。到孩子五六岁开始读书时，给起了个官名“树礼”，那是本宗室按儒家经典教诲“仁、义、礼、智、信”的顺序排列下来的。1930年从国民党的“自新院”出来后，才改为“树理”，据赵树理自己说：改名是要“破封建社会的‘礼’，立马克思主义的‘理’”。
赵树理的爷爷奶奶信奉“三教圣道会”。三教即指“儒”、“道”、“佛”三圣合一。强调“儒重忠恕，道重感应，佛重慈悲”。赵树理对人说：“我从六岁起，由祖父教我念《三字经》和一些封建、宗教道德格言，不让我和其他孩子玩，并且要我身体力行能为我所理解的那些道德行为，例如拜佛、敬惜字纸，走路不左顾右盼、见人要作揖、吃素等。”祖父还教他：“敬天地，礼神明，奉祖先，孝双亲，守王法，敬师尊……”“不履斜径，不欺暗室，积德累功，慈心于物……”
这一切自然都“随雨潜入夜，润物细无声”成为赵树理生命的“遗传基因”。
赵树理受祖父母影响，从小就养成了行善行恶都要记录在案的习惯。早年，是划杠杠，做了好事划竖杠，做了坏事划横杠。后来，改成放豆子，找一瓦罐，做了好事，在罐子里放白豆；做了坏事放黑豆。修桥补路放三颗白豆，掩埋尸骨放二颗……坏事有不忠、不孝、损人利己、不洗手就在祖宗牌位前上香之类。在他的罐子里，白豆总是比黑豆多得多。
赵树理从小养成在日常生活中，努力去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好事：比如在路上自己被一块石头绊倒了，一定要动手把它搬开。“前车之覆，后车之鉴”，不要让后来者再绊倒。再比如，在路上遇到一个拖着鼻涕的小孩，便会掏出手绢替那个萍水相逢的小孩擦去鼻涕；有时还给素不相识的拉屎的孩子擦屁股。
在赵树理的幼年经历中，还有这样一个象征性情节：
为了补贴拮据的家庭开支，在天寒地冻的冬闲季节，赵树理常要赶着毛驴去驮炭。山西人把成块的煤叫做炭。他从尉迟村走到阳城煤窑，驮上炭，运到端氏镇，往返百里，挣几个脚钱买盐买布。每天一早，他在母亲柔声的呼唤和轻轻的摇动中醒来，迷迷糊糊地摸索着穿上衣服，走到外屋的灶边，用冷水胡乱洗洗脸，用一块污秽的破手巾擦干，然后蹲在地下，扒几口小米捞饭，喝一碗清水米汤，再揣上几个煮山药蛋。这时，父亲已把毛驴装备完毕，交给他一条小鞭子。
大概正是这些“遗传基因”塑造出这个“一手攥笔杆，一手握驴鞭”、“驴背上状元”的作家赵树理。
文化娱乐好比“驴打滚”
抗日战争期间，赵树理有一段时间在《黄河日报》编辑副刊，当年任《黄河日报》党支部书记的何微，在《对赵树理的几点回忆》一文中，讲述了赵树理这样一个细节：
有一次，他说了几分钟的一个小段，今天晚会我不唱戏，也不讲故事，讲讲文化娱乐吧。咱们这个晚会，叫做文化娱乐晚会，为啥打日本、闹革命，还要文化娱乐呢？我们做工作，好比毛驴拉碾拉磨，驮炭驮水，一天半晌过来，干活累了，让毛驴喘喘气，歇歇劲儿，卸了驮子，卸了驮架，套包笼头毡都卸了，牵着驴儿在太阳地里转上几圈，转着转着，毛驴就懒洋洋地跪下两条前腿，躺倒在干土地上，美美地打个滚儿，裹上一身浮土，又滚过来，滚过去，滚得四脚朝天，好舒服啊，歇上会儿，浑身上下一抖擞，抖掉满身浮土，蹦起来，喷喷鼻子，翻翻嘴唇，扬起脖子，放开嗓门，鼓着肚皮，胡呵胡呵一叫唤，又精神了，干起活来又是一身劲了。文化娱乐就像驴打滚，没点文化娱乐不行，可是光打驴滚，不干活，就不是只好驴子了。所以做工作，闹革命，都要学会驴打滚。可千万别做打滚驴。人们顿时哄地欢笑起来!然而笑过之后，真正赞同他的人却寥寥无几。
赵树理在这个小段子中，以一个作家的“形象思维”，对文化娱乐与革命事业的关系作出独特的阐述。颇有赵树理的语言风格特点。
赵树理把“文以载道”济国安邦经天纬地的神圣事业，竟然比作什么“驴打滚”，难怪当年太行山的文人们认为赵树理是个“俗不可耐”的乡巴佬。
严文井对赵树理有这样的回忆：
出乎我意料之外的是，他还读过不少五四时期的文艺作品和一些外国作品的译本（包括林琴南的译作）。他的科学常识很丰富。我这才明白，老赵并不是个“土包子”，他肚子里装的洋货不少。
……在一次闲谈中，有人不知怎么说起了某个人的“桃色新闻”，赵树理一下子联想到契诃夫的《在避暑山庄里》，便详细地讲了那个幽默故事的内容和细节。甚至连巴维尔妻子恶作剧写的那封假情书，都差不多背了下来，逗得大家笑出了眼泪。笑过之后，有人禁不住问：“老赵几时迷上了外国的东西？”
后人对赵树理的创作风格有所误解，认为赵树理就是那么一个“土得掉渣”的农民作家，他的创作风格正好吻合了毛泽东对革命文艺“通俗化”、“大众化”的要求。其实，翻阅赵树理的早期作品《打卦歌》《歌生》等，可以看出赵树理既有很深厚的国学底子, 对现代西方文学中诸如意识流一类写作手法也运用得驾轻就熟。
赵树理说过这样的话：“读外国作品，总觉得文字别扭，不合中国人的欣赏习惯。在感情上跟它格格不入。”赵树理还说，“翻译的东西读多了，受了影响，说话写东西也变了腔调，这会限制读者的圈子，限制在知识分子中。工农分子读不了。”
赵树理认识到，要达到“教育农民”“唤醒民众”的目的，必须蹚出一条“通俗化”、“大众化”的路子。赵树理说：“我会说两种话，跟知识分子说知识分子的话，跟农民说农民的话。”
早在解放前，丁玲在太行革命根据地参加了一次农村的骡马大会，在会上她看了赵树理编的秧歌戏《娃娃病了怎么办》，看完后她写过一篇《记砖窑湾骡马大会》：丁玲在文中虽然也赞扬了赵树理所编的戏在农民群众中受到的热烈欢迎程度，但最后概括性一句话：“就其本质而言，赵树理不是个艺术家，而是个热心群众事业的老杨式干部”。丁玲的话颇代表了赵树理当年在延安文化人心目中的形象。
赵树理显然也知道人们的这些微言非议，但他满不在乎地说：“大家都要说我是这个家那个家，其实我并不是家——假若一定要把我说成个家，那我只不过是个热心家。”赵树理的志向就是“做一个地摊文学家”。
赵树理还有一句名言：“我写作品的目的，就是要政治上起作用，人民大众能看得懂。”
赵树理是华夏文学史上真正从农民中走出来，又完全用农民的语言来表现农民生存现状的先驱者第一人。赵树理完全是把自己作为农民这个团体这个大家庭中的一员，哀农民之哀，喜农民之喜，急农民所急，想农民所想。赵树理的人生经历和生命感悟，正是他说出“文化娱乐好比‘驴打滚’”的心理潜台词。
千万不要上“头驴”的当
在经历了共和国初期的数次运动之后， 1963年8月31日，赵树理在黄碾公社四清动员大会上的讲话，是耐人寻味发人深省的：
我给大家讲一个“头驴”的故事，请大家在运动中注意不要上“头驴”的当。在内蒙古的草原上，一群一群牧驴，在吃饱草后，牧人们要赶它们去河边喝水，这时，在驴群中，突然会出现那么一两头驴争先恐后往前边跑，它一边跑，一边咬或蹬别的驴，使自己能跑到最前面。在水边占有一席之地。我把这种驴叫作“头驴”。我们在历次运动中，也有个别人要当“头驴”，突出自己，伤害他人，以达到占有一席之地的目的。我们这里有没有这种人呢？我看社会上的现象，在这里也会有的。如果没有，那更好。如果有了，我们一定要警惕，不要上“头驴” 的当。
赵树理这番话说得话中有话弦外有音。
让我们看赵树理在“大跃进”时期，与阳城县委书记的一番对话：
在会上，县委书记首先讲话：“同志们，在这新的一年中，我们的奋斗口号是：粮食亩产超万斤，今年总产翻十番；棉花亩产两千斤……”“轰”的一声，台下的人们被这高指标吓得乱嚷起来，坐在书记旁边的赵树理忍耐不住，笑着打断了他的讲话：“……我看这个要求不实际……”赵树理横档里抡的这一斧子，把个县委书记砍糊涂了，自他上任以来，还从没见过敢在公众场合反对他的人，他忍住没发作,继续布置他的新指标……赵树理又是半路一斧子：“我看这个指标也太高……”县委书记脸色骤变，怒气暗生，但最后还是按捺下去:“再说第三项……”赵树理又是横空里一斧予以反对。县委书记终于忍耐不住勃然大怒，对赵树理拍桌子吼道：“……照你这么说，大跃进是错了？真是老右倾，绊脚石！”书记这话就说得有了威胁的意味。但赵树理毫不示弱，把桌子拍得比县委书记拍得还响：“不管是老右倾还是绊脚石，你怎么说都行，只要组织上把我安排在这个岗位上，我就有权提出自己的意见，如果不顾实际情况瞎指挥，那你还是个共产党员吗？还对得起人民的委托吗？”
然而，在当年那种大趋势下，赵树理根本不可能“挽狂澜于即倒”。大会最后还是通过了高指标的生产规划。气得赵树理拍案而起，指着县委领导的鼻子，严厉斥责：“你们这样不顾群众死活的瞎闹，简直是国民党作风。”
犟驴不踢善主
赵树理的家乡人有许多关于驴的话语，比如说：“犟驴”、“毛驴脾气”、“出门遇上灰毛驴”等等。“出门遇上灰毛驴”，“灰”是当地一句土语，表示“灰溜溜”、“黑乎乎”总之带有贬意色彩。是说出门就撞上乱尥驴蹶子，乱发毛驴脾气。
与赵树理共过事的不少干部，说赵树理还真有点犟驴脾气，得随时防他尥蹶子。毛驴的脾气以犟出名，毛驴甚至敢对自己的主子也尥蹶子。但毛驴不踢好人。俗话讲：“犟驴不踢善主。”
让我们略举一例看看赵树理的“犟驴脾气”。1959年冬天，由于赵树理给陈伯达发出了那封被称之为“与彭德怀一文一武遥相呼应，猖狂向党进攻”的万言书，赵树理因此受到批判。批判的理由据称是：“此次整风会上，许多同志对他作了严正而诚恳的批评。但到十一月十八日的会上，他仍然认为他的意见是‘基本上正确的’……到会同志都很气愤。”“……赵树理的态度很不好，到了使人不能容忍的地步了。他对党和党中央公然采取讥讽、嘲笑和污蔑的态度，实在太恶毒了。”
赵树理在向中国作协所交的书面检查中，说的是这样的话：“我向各级所反映的问题及自己建议的解决办法，姑无论其合适与否，其精神都是想把问题解决了而把公社办好的。”“我自信我还是个敢想的人，虽然学得的马列主义不多，遇事难免有想错的地方，但是想对了的地方也还不少，不要妄自菲薄，应该随着敲响的锣鼓活跃起来。”
赵树理在批判会上，还说了这样的话：“按照我的观点来检查，你们通不过。按照你们的要求来检查，我自己又通不过。”有在批判会上这么说话的吗？赵树理就是这样的犟驴直脾气。
俗话说：性格决定命运。赵树理的犟驴性格也就决定了他的悲剧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