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树理《李家庄的变迁》的创作时间，是抗战刚刚取得胜利的1945年。赵树理笔下小说故事的发生地“李家庄”，是晋东南地区一个极其普通的村庄。只要熟悉赵树理小说的读者，就都知道，赵树理差不多全部的小说作品，都是以他的故乡晋东南地区为故事背景的。举凡《小二黑结婚》中的“刘家峧”，《李有才板话》中的“阎家山”，《登记》中的“张家庄”等等，都是晋东南地区的普通乡村。更进一步说，这些村庄干脆很可能就是以赵树理自己的出生地沁水县尉迟村为基本原型的。那么，赵树理所欲写出的，又是李家庄怎样的一种变迁呢？首先，要想写出某种“变迁”，就必须拥有一个较为阔大的叙事时间。设若时间过于短暂，那就很难谈得上什么变迁。细读文本，我们就不难发现，整部小说的叙事时间，起始于1920年代末期1930年代初期。这一点，在小说开头处的一句叙事话语中，即可得到确证：“抗战之前的八九年，这龙王庙也办祭祀，也算村公所”。抗战爆发于1937年，从这个时间前推八九年，可不正是1920年代末期1930年代初期。到了小说结尾的时候，时间已经是抗战胜利之后了。这样算起来，整部小说的叙事时间跨度，就差不多达到了十五六年的时间。尽管从一般意义上说，一部篇幅只有8万多字的中篇小说，时间的跨度似乎不需要有如此之大，但具体到赵树理的这部小说，因其要具体思考表现“变迁”主题的缘故，设定这样的一种叙事时间，就并非是毫无必要的。

赵树理集中关注表现的，一方面是这个期间李家庄基础政权的变化，另一方面则是村民们在这个期间其实非常艰难的日常生存状态。小说一开始，就把叙事的聚焦点，对准了乡村政权的腐败问题。外来户林县人铁锁与春喜是邻居，双方围绕茅厕旁边一棵桑树的具体归属问题发生了激烈的争执。本来，这棵桑树应该归属于铁锁一家。但由于春喜是村长兼社首，自然也是本村的一大富户李如珍的本家侄儿，结果，在李如珍的百般庇护之下，铁锁最后只能无奈败诉。请一定要注意在整个事件的处理过程中，赵树理关于其他无干村民的描写。尽管说如同看庙人老宋这样一些上了年纪的村民，都知道这棵桑树应该属于铁锁一家，但面对着李如珍叔侄的淫威，他们却敢怒不敢言：“老宋自然记得，可是他若说句公道话，这个庙就住不成了。”所以，只能眼睁睁地看着铁锁吃了这个哑巴亏。这里，不只是牵涉到了李如珍叔侄平日的淫威霸道，而且也涉及到了外路人与本地人之间一种微妙的区别。就这样，通过一件不怎么起眼的争桑树事件，赵树理就非常巧妙地撕开了进入乡村世界的一个口子。一方面，凸显出了李家庄不无尖锐的阶级冲突，另一方面，则微妙地揭示出了外路人与本地人之间的某种差异和隔阂。如果从所谓现实主义精神的具备这个角度来说，赵树理小说的这种巧妙的开头方式，显然也是一个重要的例证。

实际上，并不仅仅只是这个开头，认真地捡拾赵树理的这部小说，我们就会发现，其中不少地方，也都突出地体现着作家一种难能可贵的现实主义精神。比如，小说关于王安福老汉这个形象的刻画描写，就特别引人注目。王安福老汉是福顺昌的掌柜，属于乡村世界里乡绅阶层的一员。作为李家庄的一个商业经营场所，福顺昌当然要放债谋利；“铁锁托修福老汉和杨三奎到福顺昌借钱，王安福老汉说柜上要收茧，没有钱出放，零的可以，上一百元就不行。”尽管王安福老汉对于铁锁的遭遇颇有同情，但福顺昌毕竟有自己的经营之道，无法违忤。不只是如此，更值得注意的，是在小说开头处，面对着铁锁的不幸遭遇，王安福老汉讲出的一番话：“说真理，他们卖给人家的就是这个茅厕呀！人家用的那一个，真是他爹老张木匠在世时候打的。我想这你也该记得！”尽管记得，但即使是如同王安福这样颇有些财势的乡绅，却也不敢出面替铁锁说话辩护。这一细节，一方面说明了李如珍叔侄素日的霸道，另一方面，却也说明着王安福老汉的谨小慎微与克制隐忍。若非如此，他的福顺昌恐怕也无法经营到现在这种地步。然而，就是这样一位谨小慎微的普通乡绅，在抗战爆发之后，面对着入侵的强寇，却毅然决然地做出了毁家纡难的慨然决定：“我老汉主张干实事，虽说不是个十分有钱的户，可是不像那些财主们一听说出钱就吓跑了。会里人真要有用钱的地方，尽我老汉的力量能捐多少捐多少！就破上我这个小铺叫捐款！日本鬼子眼看就快来抄家来了，那还说这点东西？眼睛珠都快丢了，那还说这几根眼睫毛啦？”别的且不说，单只是这几句掷地有声的话语，就已经充分地凸显出了王安福老汉的民族正义。把他性格中的这个层面，与前面的相关描写结合起来，一个有血有肉的普通乡绅形象自然也就活灵活现地出现在了广大读者面前。

其实，还不只是以上提到的这些方面，除此之外，赵树理在小说中的其他一些艺术处理，也还都能够称得上是切实体现了现实主义精神。比如，在铁锁不仅桑树的官司败诉，而且还因为不服气要上告再次被李如珍他们整得差不多快要家破人亡的时候，赵树理特别安排铁锁离开了李家庄，北上省城太原去谋一条生路。虽然从表面上看，作家的这样一种艺术设计，似乎远离了李家庄这个故事的发生地，似乎背离了作家的艺术题旨，但在我看来，赵树理的这样一种艺术设计，其实有其深层的用意所在。这样一种艺术处理的妙处，就突出地表现为通过铁锁在太原的生活轨迹，极富艺术性地为作家自己所欲探究表现的“李家庄”的“变迁”，提供了一种必要而且宏阔的时代背景交待。有了铁锁在太原的这一段生活历程，就使得发生在“李家庄”的这一番“变迁”，具有了根本的时代依据。再比如，赵树理《李家庄的变迁》所具体描写表现的这个叙事时间，正是后来被称为“山西王”的阎锡山统治山西的一个历史时期。简单地还原一下这个时期的山西历史，你就不难发现，实际上，阎锡山正处于一种非常严重的内外交困状态之中。对于阎锡山来说，真正可谓是四面受敌。外有日寇的入侵，鉴于民族大义，阎锡山当然要坚决抗日。内有来自于蒋介石的中央军和共产党的八路军的强大压力。面对着蒋介石与共产党的步步紧逼点滴渗透，阎锡山也必须采取有效的措施加以应对。关于这一点，赵树理在小说中其实已然有所涉及。“他说阎司令长官说过：‘我只要孝子不要忠臣！’就是说谁能给阎司令长官办事，阎司令长官才用谁。对共产党自然也是这样，要能利用了共产党又不被共产党利用。”“在阎锡山看来，山西是他自己的天下，谁来了都应该当他的‘孝子’，眼看好多地方，孝子们没有守住，被日本人夺去；孝子们又不会收复，又被八路军收复了，他如何不着急？”揆诸于当时的那一段历史，应该说赵树理的这样一种描述是非常真切的。

从以上我们对于《李家庄的变迁》中若干重要细节所进行的分析来看，说赵树理是一个具有突出的现实主义精神的作家，当然是能够成立的一个结论。但必须注意的是，我们以上的分析对象，仅仅只是赵树理这部小说的若干片段而已。如果从小说的整体思想艺术倾向来看，说赵树理是一个具有突出现实主义精神的作家，恐怕就是一种难以成立的学术结论。只要我们认真地重读一下这部小说，那么，你就不难发现，实际上，赵树理在这部小说当中，鲜明地表现出了自己的政治价值立场。或者也可以这么说，赵树理的所谓“变迁”，实际上指的正是李家庄的基层政权由李如珍他们向铁锁、冷元、二妞他们的转移。小说一开始，铁锁他们这些普通的农民处于李如珍他们的压榨欺辱之下，等到小说结束的时候，李如珍他们已经被镇压被取代，而取代了他们的，恰恰是曾经被他们严重欺辱过的铁锁冷元他们。之所以会是如此一种情形，与作家赵树理自己所坚持的那样一种鲜明的政治价值立场，显然存在着过于紧密的内在联系。而这，自然也就牵涉到了赵树理的民间立场与政治观念所必然发生的尖锐冲突。

从根本上说，赵树理乃是游离于民间立场与政治观念之间的一位作家。我们必须认识到，作家赵树理，一方面是农民文化或者说民间立场的自觉守护者，另一方面，也还是一位政治意识形态的代言人。正因为如此，所以在一篇文章中，我曾经这样表达过对于赵树理的一种基本看法：“这样，农民文化自觉辩护者的赵树理与政治意识形态自觉代言人的赵树理，事实上也就处于了一种格外痛苦的内心冲突之中。一方面，作为农民文化辩护者的赵树理，分外敏感地发现了党的一系列农村政策对于农民的利益及其精神世界所造成的巨大伤害，但在另一方面，作为政治意识形态代言人的赵树理，又无法对抗这一系列不合时宜的农村政策，甚至于还得违心地去贯彻执行这些农村政策。完全可以想象，此时赵树理的内心应该是怎样的一种痛苦状况。”一直到现在为止，我都坚持自己的上述判断，坚持认为实际上存在着作为农民文化的自觉守护者和作为政治意识形态的自觉代言人这样两个互相冲突着的赵树理。正所谓“成也萧何败萧何”，赵树理之艺术成功，在此，赵树理之艺术缺陷，也同样在此。具体到他的这一部《李家庄的变迁》，作家之所以没有能够从整体层面上坚持一种难能可贵的足够清醒的现实主义精神，其根本原因也正在于此。说到底，还是一种先验的政治价值立场，一种政治意识形态的遮蔽，导致了赵树理没有能够把这种殊为可贵的现实主义精神彻底地贯彻体现到他的《李家庄的变迁》之中。而这，也就是一直到现在，我们都依然不能不引为憾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