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童年是在东北度过的，父母那时在南方工作，因此我习惯于思维独立和行为独立，这让我的家长很不爽。

我喜欢记日记，有话就对自己说，正因为如此，我能“写作”了。

我不是一个有理想的人，但我是一个有想法的人。小的时候，我想当一个列车员，可以随意走动；稍长大，我想当一名军人，威风；再长大一些，我想当一个记者，正义；但我从来没有想过要成为一名作家，过于神圣。如今，除了没有当过列车员，其他的想法都成为了现实。

我对生活充满着好奇心。

我的母亲对我此生的影响最大，她一直想左右我的生活和思想，她常常认为我对自己的生活缺乏自理能力。她年轻的时候一直恼火于我的不听指挥，现在，她年过七旬了，还是会给我以许多的指导，我都笑纳。有趣的是，她从来不认为我能写出什么像样的东西。14岁，我在《南昌晚报》发表了第一篇散文，她责怪我不务正业，一定会考不上大学。她从不看我的文字，更别提听我谈谈自己的想法。在她心里，她的女儿顶多是小打小闹、虚荣心作祟。如她所愿，我真的没有等到考大学就去了部队。母亲一直认为作家就不是一个正规职业，这个观念直到5年前才有所改变。那时我已经出版了第二本散文集，她经历和见证了这一本书的产生过程，接着，她看到了我的二级作家证书。长年工作于人事部门的她，拿着这本证书很认真地说：“这还真是一本正经的职称证书呢。”从此，她对我的所有的创作行为给予关注和体谅，包括她最不待见的晚起晚睡、东倒西歪，还有四处都散落着书。

我的父亲年近八旬，是一名老军人，他对我的爱就是无声的支持，他支持我做的一切事情，包括他有异见的。他说，女儿喜欢的事情，自然有她的道理。

我呢？当兵时从来没想过当个啥官，一到做个人总结我就冒汗。那几年于我而言，最大的收获就是读了大量的书籍和坚持学习英语，凭此，我考上了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的研究生，我的导师是一位知名作家。后来当记者，我发现这个职业的许多所为与我的价值观有很大的出入，于是，说放弃就放弃，我一走了之。

因缘际会，我最终迈入了文学这个门槛，成为了一位文学编辑。临别时，报社领导（也是一位作家）说，你这才走上了正道。

我肯定是一名好编辑，这是天生的禀赋与后天的努力共同打造的。可我从来没有想过成为一个作家，特别一个好作家（标准应该是写出重要的作品，获得重要的文学奖），我很清楚我不是那块料。但我很愿意听人谈各种奖项，还有不同数额的奖金，我为我的作者和朋友取得的成就而开心。这样看来，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一定就不是好士兵。

我只是持续地，或者说断断续续地写着，写我喜欢的文字，写触动我的人和事，写我心中的爱和思想中那跳动的亮光，以一种纯净和高贵的心态书写着。

我已经写作30年了，真是飞一般的时光。我习惯于写散文，于散文而言，我喜欢的是顺畅而有韵味，书卷气与市井气、艺术味与生活味交融的好文字。我愿意读的是好读的、易为人接受的、常识性的作品，表现一种物与我、自然与人的交融贯通。

这种贯通是深层的精神和感情上的交流与回应，体现为一种轻松与凝重并具、能给人以片刻思量的文字。这种文字，力求简洁、含蓄、平实、朴素。如果说一名“老作家”应该要有自己的创作观的话，那这就算是我的文学创作观吧。

另外，我喜欢“智性”这个词，就是对词语运用的灵动性、对人生观察的透彻性、对感觉碰撞的灵犀性，这“三性”是一个散文作家的重要修养。

这几年来，我做编辑有一些疲乏了，看到的文字常常让人失望和着急，有一种想替人使劲却使不上的感觉。作家们一拥而上地讲着各种故事，可这些故事与作者似乎毫无关系，不关他们的痛与痒，我们无法通过他们的文字发现“问题”，而这“问题”才是一个文学作品最重要的东西。

算了，不如自己好好写，能否达到自己的要求那是另一回事情。自忖吧，到了这个年纪对人对事的看法不一样了，写的文字应该也有不同的劲道了。但写什么呢？这是一个问题。

我的文学是不功利的，完全是个人行为。如果得到了他人的认同，我也一样会喜形于色，听到批评内心也会说：他没读懂，误读了。哈哈，但我仍然接受和认同那些功利的写作，只要是好的作品，功利有何不好？多大的坑长多大的萝卜。我妈常这么告诉我。

今晨，一睁开眼，脑子里蹦出一句话：和你一起，经过喧嚣人群，穿越繁华寂寞。多好的一句话呀，我迅速记了下来。这正是我当下对生活的态度，也是我的写作态度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