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继宗是潮汕人，他的文学身份与历程，也许能表白潮汕地区60年间边缘文化向主流文化的渡让与转型。

潮汕似乎不是一个具备形而下叙事的地方，它的乡土人文中，有太多中国古典文化保守的因袭。这里所说的保守，更多赋予自保自卫的文化能力。大型的、现实的、宏阔的现代叙事，从来就与潮汕无缘，与在文化精神上固守潮汕本土的作家们无缘。即便是类似故事书的潮汕歌册，其叙事也以歌谣的形式，远未形成如古希腊罗马般的长篇叙事诗、英雄史诗。潮汕在文化上自恃保全与保守且拒绝的姿态颇为顽固，故潮汕本土有很好的散文家与诗家，却少有现代意义上的小说家，而长篇小说大家更寥若晨星。

现代潮汕没有理由也不可能固守与保全现存，北方文学对南方文学的最后冲决，就看保存中国古代汉语最丰厚信息的潮汕方言，是否能以自我创新的文学语言，做出最后的抵抗并最终妥协成功。这种可能性是由新中国接受普通话启蒙教育，又不失潮汕母语的一代人来承担的。这一代人熟悉普通话的思维和文字运用，又对母语潮汕方言尤为熟练，但许多潮汕作家对此并非有足够的自觉，林继宗的作品因此显得弥足珍贵。

对林继宗的文学创作，已有许多评论，大多是对他小说创作的诗化与散文化表现有所关切。如从维煕评其长篇小说：“将诗歌因子尤其是散文因子糅进系列长篇小说之中……并不刻意追求人物与故事的完整性，而且更希望作品在向读者展示人物与故事时，能够呈现更多的诗歌与散文的语言，隐含更多的诗歌与散文的意境，抒发更多的诗歌与散文的情韵。”小说诗化、散文化，可说是五四以来现代小说的传统之一。个性语言、自叙传文本、独白型叙述、有限视角、心理呈现等等因素，原本为诗与散文的本源，却被时代精神驱迫到以叙事为旨归的现代小说形式中。这种革命性的文学变革，使现代小说文体兼容开放。

与其说大多数潮汕作家对于小说尤其是长篇小说创作持一种审慎的态度，不如说潮汕作家因其乡土文化禀赋而在小说创作上过于严守规范，反而四面是墙。在这一方面，林继宗可说绝无壁垒，他一开始文学创作，便四面来风，长篇小说就已出版3部。

林继宗是豪勇的激情的。他对文学创作的热情与激昂的态度，在同龄潮汕作家中是为鲜见。他几乎尝试过所有文学体裁，小说、散文、诗歌、戏剧、报告文学、杂文、评论等都有所涉及，数量之繁多，让人兴叹。

衡量作家对文学的贡献，自然不只是数量，而更多体现在文学史拐点上，在人本与文本的文学转型上，在文学现象与文学精神的异质性诸问题上，是否具有承上启下及先锋和实验的价值与意义。

潮汕文学的渡让与转型，需要潮汕本土作家来承当其使命。林继宗在小说创作中，将诗性、散文性化入小说，体现了作家对自我文学使命的表白与体认。

潮汕文学自古就缺失叙事形式，而现代叙事强调的不单是叙事形式，更重视叙事形式中的话语方式，其叙事本身就是一种话语和一种价值观体现。由形式的转型而致价值观的实现，是林继宗文学的另一种尝试。他豪勇的激情令他四处焚烧，以全方位的文体书写实现着他的文学梦。他的创作热情使他对曾经的乡土与阅历，投注了一种近乎痴迷的情怀。他将自己的所有体验与想象化成文字，不遗余力地去讴歌、书写他曾经的一切。这一切连同他的勤奋，磨砺着他的文学，顽固执著于一个“魂”字——他的大部分抒情性、叙事性作品，都毫不吝啬地以“魂系”命名，直指魂魄的要挚。以至于，“人生”、“天涯”、“海角”、“胶林”、“椰风”、“真诚”、“求索”、“神州”、“苍凉”、“真情”、“潮人”、“知青”，都被冠于“魂系”主题之下。

魂是诗性与神性的动机，潮汕的乡土文化文本中，原本并不缺少这种诗性与神性的通俗表达。林继宗长篇小说的特殊性，与他在文学创作过程中、在渡让与转型时的文体思考大有关系。在潮汕文化与现代汉语的渡让中，林继宗有一种强烈而微妙的冲破欲望。他企图以母语的优势化解来自现代汉语的天然压迫，在妥协中获得一丝喘息。

林继宗以文学创作充分实现着自己的梦想，他把文学当作自己终生不悔的高蹈追索，而这种追索反过来又指引了他的人生，激发了他对生命的观感。阿兰·博斯凯在《首篇诗》中说：“在每个词的深处，我参加了我的诞生。”在林继宗的作品中，你是读到诗和散文、故事与事，还是体会到诗性与神性，那便是见仁见智的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