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与作家间的精神呼应，在不同语境下多有差异。综观中国现当代文学，尽管同道相惜的品格显得稀缺，但还是有些作家借助随笔或书札的形式表达对同道的致敬，余华、格非、莫言等皆如是。以此为理由，鱼禾如此简单地概括她的新著《非常在》也许正显示了由衷的自信：“读书札记。关于她们：多丽丝·莱辛，杜拉斯，苏珊·桑塔格，茨维塔耶娃，伊萨克·迪内森。”
在乡土叙事气息浓郁的中原写作群体中，鱼禾以对精神写作的坚持及其文本中现代性气息的呈现，成为河南写作版图中的一个异数。无论小说或散文写作，鱼禾的书写皆具备洞穴式写作的风格。洞穴式写作在我看来，除了狭长、幽深、明暗相间的外部特征外，它的主体内容应包括，自由至上原则、个体叙事的私语性、内向性写作、极致的精神探险这些因素。此外，需要指出的是，洞穴式写作并非性别写作的分野所在，只不过较多地集中在女性书写的层面。
《非常在》作为读书笔记，走的是随笔写作的路数。非常在，即“非常——在”或“非——常在”，前一种组合方式指向活着的光芒和重量，后一种则指向情感态度、思维方式上女性作家迥异于男性作家的内在化写作方式。封底上的一段话给我以极大的触动：“这些名字都堪称大师——多丽丝·莱辛，杜拉斯，茨维塔耶娃，苏珊·桑塔格，伊萨克·迪内森。她们的写作，她们的命运，她们的情与爱，她们的精神特质，在这个日渐斑驳的世界上，构成了非同寻常的生命景象。相对于我们依然黯淡的生存，她们意味着热量与光芒。”就阅读接受来说，最好的阅读应是心灵对话关系的建立，最深入的文学研究也应该建立在阅读主体与作者、文本之间的心灵对话关系上。伟大的灵魂皆是孤独的，建立灵魂的通道何其难也！稍有不慎，就容易滑向借他者来言说自我的泥淖，所谓的对话就演变成了卡夫卡式的绳索。因此，这不仅需要精神维度的相似性，更需要精神探险的品格。
鱼禾书写的5位作家皆是20世纪的文学大师，分别来自英国、法国、俄罗斯、美国、丹麦。就欧美的文化传统而言，这5个国家皆为近代以来的文学大国。她们的写作分别在不同的时间段掀起不同的风暴，越过民族国家的边界进入欧美文学的正统之中。不过，当其时，她们都曾被大众贴上先锋、前卫的标签，并因其女性身份而遭受累累误读。借助《非常在》，鱼禾致力于厘清她们掩藏于话语旋涡之后的现代性，并以此为基点，透视写作、女性、性别、人性的秘密。
纪伯伦曾经说过：“一个人的实质，不在于他向你显露的那一面，而在于他所不能向你显露的那一面，因此，如果你想了解他，不要去听他说出的话，而要去听他所没有说出的话”。解读这5位杰出作家的灵魂，单靠作品、传记、年谱、相关报道是远远不够的。鱼禾绕开了这些必要的程序，采取节点透视的方法，去靠近那些她们想说而没有说出的话，去探究深层次上的精神真相，从而还原被误读的她们的存在。节点透视，即针对每一位具体的对象，提炼出关键细节，并让这些细节彼此支撑，彼此呼应。具体来说，鱼禾的透视大致包含了如下关键：成长期的伤痛记忆，情爱经验和追求，重要作品与其本人的关系，最暧昧也最本真的话语。在节点透视的基础上，不能不说，鱼禾极敏于对对象的重要精神风格的提炼。关于多丽丝·莱辛，对应了“我只是想要逃走”这句话，杜拉斯对应的是“爱上爱情”，苏珊·桑塔格对应的是“隐形的洞穴”，茨维塔耶娃对应的是“我要从所有的时代夺回你”，而伊萨克·迪内森，则是“当我们彻底输掉过去”。针对每个节点，鱼禾皆采取进入、对话、呈现、观照的书写方式。饱满而又诗性的语言对应着丰满的细节，因入乎其内而有深致。书中写到杜拉斯的初恋故事——即电影《情人》的故事原型，一位17岁的法国少女在殖民地与一位出身富商家庭的中国青年间混合着成人世界欲望与纯真梦想的一段恋情。鱼禾不仅发现了童年故事之于杜拉斯的隐秘意义，而且也提炼出这段心灵经验对作家产生的致命影响：“于是，这个故事不断走进她的虚构，也走进她的爱情。这个故事成为杜拉斯生命经验中的一枚钉子，时间久了，逐渐生锈，但它一直钉在心里，成为一种难以拔除的钝痛。”仿佛感染了杜拉斯式的“病毒”，鱼禾的叙事风格与对象间也自然形成了一种同构关系，如此简洁，又如此狠辣。
正因为《非常在》避开了作品批评、传记、年谱的写作路径，所以，读者想从中寻找作家人生成长的所有细节，找寻严谨的论证和说明，皆是徒劳无益的。鱼禾凭借自身对现代性的理解及自身写作经验的图式，跨越民族、时代、文化的差异，以平等、真诚的姿态，进入这些女性作家们一生中最重要的精神片段。同样是女性写作，鱼禾谙熟生命经验表达的难度，她深知，她和她们一样，一方面要反抗虚伪的世界，另一方面也要时刻警惕男性权力话语的删改和施压。她们对性别写作的视域不屑一顾，在性别写作的台阶上，她们皆有向上攀登的勇气，去探求写作之于人类的本体意义。这个意义就是存在本相的呈现，精神苦难的超越，死亡的短暂性与永恒性，情爱的深刻性。
心灵对话——精神空间的建构——重建场域。这三个阶段贯穿了《非常在》的写作过程。在此过程中，作者不仅坚持去意识形态化的态度，更为显眼的是，她还采取了超越伦理范畴的精神立场。去意识形态化对应了精神写作的纯粹性。虽然书写的对象在日常现实中皆有其政治立场，但她们的写作远远超越了政治立场的视域。除了必要的揭示，鱼禾并没有使用过多的笔墨评述她们政治立场的得失，这些仅仅是构成作家们外围的身份，她们对精神维度的极致深入才是作者所努力关注的。人伦范畴或者道德因素则触及真正棘手的问题，比如，如何去理解莱辛的抛夫别子，66岁的杜拉斯与27岁的情人安德烈亚之间疯狂坦荡的激情，茨维塔耶娃对里尔克那种显然带有强迫性的倾慕等等。在我们这个道德感十足、人伦意识强烈的语境下，评头论足甚至大加批斥，皆是容易做到的。难以做到的是坦承这些事实，并找寻其精神层面的合理性。鱼禾以生命的强烈性为基点，认识到她们酷烈的情爱经验与一生寻找自我的深刻关系：忘情的投入与忘情的逃离之间，实际上是一个硬币的两个侧面，她们的生命经验已经深入到精神领域里幽僻又荒凉的地段。
《非常在》中多处提及这些女性作家所面临的困扰，即她们成名之后被读者标签化的过程。标签化过程中一个尤其值得警惕的因素就是，读者通常将她们的文学书写等同于自传，从而营造一个想象中的他者。这种误解严重背离了文学接受的正确道路。舍斯托夫曾指出：“文学虚构是为了使人们能够自由地谈话”。误读不仅容易造成对写作者的偏见，最重要的是，它伤害了作品本身。女性作家不是喋喋不休的自语者，即使是她们建基于自身经验上的私语，也涂满想象的光泽。作者在这本书里，廓清了经验传达与文学写作的渊源关系，同时也以辩护的姿态，向5位杰出女性的想象力予以致敬。联想到鱼禾此前创作、亦曾被解读为类“自传”的长篇小说《中度悲观》（出版时改为《情意很轻 身体很重》），是否也可以说，在鱼禾的廓清与致敬中，也隐含了对自我书写的尊重与卫护？
如果将文学史比喻成婉转的河流，出色的书写者是其中畅游的鱼儿，那些同样杰出的阅读者则是河流底部的葳蕤水草。水草不仅滋养着鱼儿，而且，也给予鱼儿最温暖的落脚点。它们休戚相关，也生为一体。写作《中度悲观》的鱼禾曾是潜泳于河流深处的鱼儿，而在《非常在》中，她则是那株绰约的水草，丰澹多姿，宛转解意。两种身份间的从容切换，恰似在季节变换中倏忽隐现的秘密花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