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作10多年，作品也不多，还没有完全形成自己的风格，只能说有了些整体风貌，具体作品也有了些样貌。作家的风格，作品的样貌，最好是由评论家、读者来说，作家自己不好说，因为认识自己本来就不容易，说清自己更加困难。也正因为这样，我想试着谈一谈。

作品的样貌就像人的长相。人的长相一般与人种、环境、发育都有些关系，最关键的因素是遗传基因。作品的样貌也与作家的民族、地域、个性有关，但起决定作用的是文化基因。任何一个作家，都不可能完全脱离自己的文化和地域属性而单独存在。从这个意义上说，完全自在、自主、自由、自为的作家是不存在的。而在自我的无限不可知和无限可能性之间的矛盾和思索，就是我们所谓的文学、哲学之类的东西。

我是回族，生活在宁夏南部，这大致决定了我的文学观念和文学样貌。因为是回族，我就有伊斯兰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双重背景，这是优势，作品可能会存在一些异质的、新鲜的东西。比如说短篇小说《换水》，就是从回族洗浴身体的“换水”仪式入手，写一对年轻夫妻在城里打拼的过程，写了他们身体受到的伤害和他们灵魂的洁净。还有《女人的河》《挦脸》《换骨》《鹞子客》等作品，都是以题材取胜的。当然了，双重的文化背景也有劣势，可以说，我同时戴着两副镣铐。因为是回族，基于信仰的约束，我个人的主体性就不可能很强，不可能进行太多的自我认识，不可能进行太深层的人性拷问，因此，我的作品会是传统的、保守的、也是浅层的、庸常的。向外，在对信仰的热爱之下，必须爱他人，我的作品会有一些温暖的色调和悲悯的情怀；向内，我会选择道德的自我修复和自我完善，批判的精神会相对较弱。比如说《害口》，写一对到城里打工的姐妹因为选择不同，怀孕害口的境遇也完全不同。害口的桃花想吃酸时，希望他在外打工的丈夫快点回来，带来一大堆好吃的。可当李子真的回来时，却什么也没有带给她。她以为日思夜想的李子在村里弄那么多酸的东西，是为她弄的，却不想，是为当了老板娘且也正怀孕害口的杏花弄的。本来是城乡差别、人生悲剧，但我选择小媳妇害口这样一个角度切入，就显得哀而不伤。还有《挂灯》《遍地毒蝎》等作品，也基本是怨而不怒的。也因为是回族，在写到一定的程度时，会自觉不自觉地担当起代言人的角色，作品中就有些大声疾呼的味道，比如反映农村留守老人问题的《狗村长》，反映城市空巢老人的《七十岁出门远行》，反映农民工生理饥渴的《你想吃豆豆吗》，反映农民工道德心理的《耳光中成长》等，都反映的是时代的难题，可以算是问题小说，但处理得不算好，让“问题”伤害到了文学。

因为生活在“苦甲天下”的宁夏南部，我会写一些艰难的、苦涩的、不可言说的疼痛的东西。但宁夏南部的回族具有浓厚的苏菲色彩，崇尚苦行苦修，认定自己所受的苦难都是注定的、应该的。所以，我作品中的人物，不管经受了多少伤痛，都没有呼天抢地、怨天尤人，而是认命顺从、坚韧地生活。比如说《换水》，在经历了痛彻心肺的伤害后，马清对杨洁说：“都是我不好，不该把你带出来，咱回家，清水河的水好，啥病都能洗好!”再比如《挂灯》，看到村里人一个个地搬走了，外出打工了，亚瑟爷想到的是“挂灯，高高地挂一盏灯”，这样村里就有了人气，出去的人也就回来了。他认定“人心里得有一盏灯”。还有《向日葵》，喜子小米夫妇一瞎一瘸，生活暗淡而苦涩，但他们内心却有着光亮，对亲情，对新生活的梦想执著、坚毅地追寻。儿子说一大片向日葵开花了。瘸腿的丈夫喜子说，真的，向日葵真的都开花了，一大片的暄黄。小米看不到，但她能感觉到、能想到、心里也是一大片的暄黄。

因为是回族，对为什么写作，我的观点是宿命的。我的母亲得知我写作，就说：娃娃，这是真主在你头脑中照进了一点光亮。母亲一字不识，但我认为，这是对我写作的最好的评价。回族还信奉一句话：“学者的墨水比烈士的鲜血更珍贵。”所以，我还写了一些介绍回族、宣扬民族精神的作品，比如说《换骨》《乏痨》《黄鼠》等。《换骨》讲杨木匠从外面带回来一个异族媳妇，得了“换骨病”，须偷村人的鸡吃了、受村人的骂才能好。村里的回族人就默契地配合让她偷鸡吃，并一个接一个地到村街上去骂，表现了回族村落的善良和包容。《乏痨》中给达吾嫂子治病一样，村里人都那么不遗余力而心照不宣地帮忙，那是一种不用宣告的善良，从长久的传统中浸透出来。

回族的传统温暖而深厚，需要介绍给大家，让大家认识。因此我的作品也在小心地适应主流文化圈，以期得到认可和传播。但我并不是狭隘的民粹主义者，我不仅在儒家文化、道家文化中汲取一些营养，对全球化的、后现代的一些文化、文学观点和形态，我也接受。但这种接受是有选择的，在这方面，我比汉族同仁有更多接受的经验和拒绝的教训。所以，我的作品现代色彩要淡一些，传统色彩要浓一些。也正因为这样，我注定不可能成为什么大作家，而只是一个注视者和记录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