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一个已经事业有成，一个已经居有大房子、行有好汽车的作家来说，写作意味着什么？写作的出路在哪里？我想，不少作家暗中一定是在苦苦思索着、探寻着的，也许他们感觉到了自己既有成功带来的潜在危机，也许他们认识到了习以为常生活的不可靠，或许，他们不时向往着远方、向往着自己创作新的地平线的出现，或者至少满怀期待，希望能够通过与新的人们的交往，获得新的启迪，开辟新的创作路径；或者通过偏离既有的生活成规，探寻创作新的可能。但能够迈出这一步的人真的不多，薛媛媛的可贵就在这里，她的探寻及其报告文学新作《中国橡胶的红色记忆》，以全新的行动，全新的姿态，带给我们不少有益的启示。

听来的一席支边老人后辈的偶然言谈，引发作家对遥远边地及远去往事进行探究与书写的冲动——正如《湘绣女》源自与邻座的一次交谈一样——薛媛媛服从内心的召唤，收拾起行囊，开始了一次自己从未经历过的远行。在路上才有感动，在基层才有素材，在百姓中才有激情，行走、采访、感动、写作，经过近3年的风霜雨雪，她向自己的人生，向湖南的父老乡亲，向自己钟爱的文学事业交上了一份不平凡的答卷。“我到边疆才真正感受到了边疆的辽阔和伟大”，薛媛媛走入从未到过的西南边寨，一下子就踏进了数万湖南儿女建设边疆的人生故事宝库。维系她探访和写作的支柱，不仅有对湖南老乡的天然情感，更有她的那份随着采访而逐渐增强的责任感使命感。

作家透过大量史料及亲历者的陈述，深入表现和挖掘了引发与激励湖南人民奔赴云南种植橡胶的强大动力，那个时代，只要是毛主席的号召，只要是国家需要，任何人都会不计任何条件，毅然决然地奔向国家指定的目标。那个时代人们确定不移的信仰，几乎在每件与国家有关的事情上都会得到强烈的印证。那些年代里，人们经常可以看到的是，每个个体的人都已经准备好随时听从党的召唤，让自己的事业与国家的利益最大限度地统一起来，任何类型的国家意志都会引来超出数倍的追随者。

透过尘封的厚厚档案，透过当事人的深情讲述，作家让我们对过去时代热情澎湃的国民心理，对新中国成立初期相当一段时间内全民统一的国家意识，有了切实的感受。国家意识、集体主义、英雄主义在农垦戍边、种植橡胶等事情上得到了充分的反映，薛媛媛在昔日从湖南到云南支边种植橡胶的那些人们身上，真切地看到了整个时代的沸腾气息，看到从战争中走过的人们对国家的忠诚、对民族的无私，他们身上所体现出来的精神力量，正是我们当今时代最需要的。

我们现在都在谈中国梦，中国梦是民族复兴的梦，是每个中国人为理想、为心中的目标而奋斗的一次次具体的作为，是与国家、人民息息相关的每一个行动，在红色的年代里，凭着“我们是毛主席的家乡人”，“我们不给湖南人丢脸”这样的朴实信念，数万湖南人为了国家需要，毅然决然奔赴云南，奔赴自己未曾了解的艰苦与考验，他们的梦想就是国家的梦想。作品有力地昭告人们，这些湖南儿女以自己的毅力和信念走出了属于未来的生活之路，他们真正摆脱了自我、小我的束缚，正是千万个像马克勤、汪绪厚、柳中原这样的过来人，以他们的坚强克服了饥饿、疾病、贫穷等难以想象的考验，迎来了自己梦想的春天，铸就了红色的热烈、梦想的灿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