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作家常芳的长篇小说《爱情史》以鲜活生动的个人叙事，体现出历史的厚度和艺术的张力，代表了作家的创作实力和无限潜力。作品立足当代中国的乡村社会城镇化的历史语境，以土地和爱情作为核心元素，演绎出乡土中国现代化转型过程中人们的生存状态。
对于乡村与土地及其生命世界的多元表现，一直是20世纪中国文学的关注重心。而今日中国乡村与土地所面临的变化，在此前却从未遇到。过去时的乡村与城镇的分离和对立，已经演化为现在进行时的乡村向城镇的过渡，二者的界限不再分明。《爱情史》中的人物及其世界恰恰处于乡村与城镇“之间”，正是这种“之间”状态激发出生命存在的多种可能。作者笔下的锦官城，无疑是当代中国的缩影。尚氏家族的老邮差尚宗仁及其三个儿子尚进荣、尚进国、尚进东和孙子尚连民以及与尚家关系极为密切的二先生、“鸟人”和小顺等，不仅形成“这一个”中国人，更应标志“每一个”中国人。
在乡村城镇化的历程中，土地问题最为敏感，农民与土地的紧张关系触目惊心。在老邮差眼中，如今的锦官城已经面目全非：没有了庄稼，眼睛无处着落。回想少年时代，尚宗仁就曾跟在爷爷身后，随着爷爷的目光，打量地里的庄稼，并且仔细聆听爷爷讲述尚家土地积累的来龙去脉。就是因为获得微薄土地的欲望，爷爷的恋人成为间接的受害者。“可是，回过头去想想，如果没有这几亩薄地，就没有咱们今天这一大家子人，就没有今天爷爷和你清闲地坐在这里看豆子。孙子，记住爷爷的话，无论到了什么时候，在任何朝代，都是田地最重要，地是人活命的命根子。”爷爷正是坐在自己最初拥有的几亩地的地头，看着一地的豆子离开人世。现在的锦官城，在城镇化的大潮和脱离土地的梦想中，已经没有了庄稼的覆盖，取而代之以水泥的固封。习惯看着粮仓过日子的农民，只剩下几张薄薄的流水似的钞票。面对一条条的马路和一排排的厂房，锦官城变得日益荒诞、陌生。失去了庄稼的铺垫和底色，昔日五谷丰登的锦官城，只剩下灰暗和单调。正像老邮差所不断叹息的，哪里撒了种子都能结穗的风水宝地，被水泥壳固住不让长庄稼长草了。地里不长草不长庄稼，地就等于死了。河水被工厂弄成臭河，没有了鱼虾和鸭鹅，河也就等于死了。整个锦官城只剩下一块退缩的墓地还草木丰盛地存在，这也成为晚年老邮差的生命寄托和灵魂栖居之所。就是这样一块仅存的精神家园，也在城镇化的疯狂扩张中难以为继。在老邮差身上，土地与生命融为一体。“唉，信什么呢？只有信脚底下的土地最踏实，因为它天天在你的脚底下踩着，在你的手里摸着，在你的眼里看着，实实在在，毫不缥缈。”自己双手颤抖的病症没有来由，只是一旦触摸泥土便得到治疗，最终甚至要把土握在手中、铺在床上才得以心安。墓地不仅是自己将来的去处，也成为延续余生的处方。这是一个巨大的隐喻，可以想见，墓地很快并且已经不复存在，老邮差的生命也会很快逝去。商业文明与农业文明的矛盾，城镇化的历史进程与乡土社会的伦理诉求之间的鲜明反差，在《爱情史》中得到令人震惊的表现和传达。或许尚连民的理念和实践作为精神拯救的路径探索不无意义：河道种麦子，墓地当公园。然而，日益污染严重的河道和已经成型的凤凰塔效果图也在实质上将这一理想化为泡影。
与父辈老邮差和土地的血脉相连相对应，子辈们在逐步剥离与土地的联系。尚进荣虽然是锦官城的负责人，其实一直是城镇化发展道路的推进者。尚进国一开始就以自己的拼搏脱离土地，从事医疗事业造福乡亲，继而出于良心、道义和家族血性，不惜身败名裂揭露医疗黑幕的链条。作为确凿无疑的失败英雄，他至多成为乡土中国的点缀物。尚连民的铝厂虽然只是侧面提及，然而肯定与所有的污染工厂无异。最有概括性和代表性的当是尚进东。在他看来，步入小城镇开发的锦官城现在拥有的就是天时、地利、人和，是千载难逢的机遇和转折。曾经失败的尚进东就地起家，从毛毛虫顷刻间蜕变为蝴蝶，甚至连自己都怀疑，大东集团怎么就成为了行业发展的方向和标杆？“我要用自己的经济实力，带动锦官城一步一步地从农村演变为城镇，让锦官城的历史在我的影响下发生改变，我要把自己当作化学实验课上的一滴试剂，让锦官城在我手里彻底改变一下颜色。”历史主义和伦理主义的悖论就是如此，历史发展的正面和负面的双重效应在这里得以显现。人的欲望裹挟进城镇化的轨道中，仅存的那块令人安息的土地——墓地，其迁移并消失的命运也就成为必然，人的命运及其不确定性也随之延伸开来。
虽曰“爱情史”，但作品中对于爱情的讲述和描写着墨并不很多，最为纯粹的表现恰恰是两段并不完整的凄婉爱情：一是老辈人——“鸟人”于树平与柳叶的爱情，二是晚辈人——学习鸟叫的小顺和下乡采风的范扬扬的爱情。锦官城最喜欢逛鸟市的，就是山里人于树平。所有的鸟见到他都会表现异常，听到他模仿的鸟叫都会兴致盎然。除了擅长鸟叫，他还善于捉鸟。在集市卖鸟、为尚家送鸟的过程中，于树平和尚家的柳叶发生爱情。由于门第之隔，只能心有灵犀。而柳叶的意外离世，则彻底摧毁了他的爱情。于树平留在了锦官城，一辈子没有回山，也没有娶亲，只是把捉鸟的功夫练得炉火纯青。他把捉来的鸟提到柳叶的坟地，和鸟一起叫给柳叶听，惟妙惟肖，难辨真假，获得“鸟人”的绰号。直到有一年一标射下两只鸟，便从此再不捉鸟。他逢人就说：“我明明看见是一只鸟，一标射下来，怎么就会是两只呢？”“鸟人”去世后，坟墓紧挨着柳叶，深沉凄美的爱情令后人唏嘘难忘。
除了“鸟人”，小顺也是锦官城独具特色的人物。他把户口从乡村买到城里，结婚离婚后又把户口折腾回乡村。回到锦官城的小顺，已经无地可种。被水泥禁锢的土地，已经不是自己的扎根之所。以小顺的眼光和视野，他悲哀地判断锦官城人头脑简单，他们只知道把手里的土地浪费没了，急着往城镇化过渡。“他们根本不知道什么是农村城镇化，不知道城镇化是一个非常缓慢的过程，不知道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会付出什么样的代价，不知道他们眼下的日子根本就没有任何保障，不知道被城镇化了的他们，现在和真正的城里人还是不一样。”不仅如此，他还在锦官城准备恢复建庙的同时计划建设基督教教堂。小顺的言语和行为，被锦官城人解读为疯癫和狂妄。而让小顺内心敬佩的人，除了自己的奶奶就是“鸟人”了。他没有想到的是，走路蹒跚、花白胡子、爱到墓地学鸟叫的于树平身上，竟然发生过惊心动魄的爱情故事。爱情的力量让他的鸟鸣声只有在墓地才叫得最婉转、最动人，而且会伟大到在人的心里一辈子不消失。与锦官城人看待小顺的方式不同，为整理非物质文化遗产下乡采风的范扬扬则认为小顺是一个行为反差异常的人。他的内心和表面，绝对是一个物体的两极。他就像一块巨大的磁铁，外表对人有多大的排斥力，内心就拥有多大的吸引力。正是对于爱情力量的信仰，小顺收获了范扬扬的无私爱情。在他被汽车撞成植物人后，范扬扬依然心甘情愿地守护着他，希望以爱的力量唤醒生命。
说到底，“鸟人”和小顺都是锦官城历史进程中不合时宜的人物。其实也正是这种不合时宜的思想和举动，恰恰构成了现代社会发展中的一种反思性力量。小说中的“爱情史”，折射出的无疑是土地变迁和社会变迁中的“生命史”和“心灵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