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松新作以“流淌在刀尖的月光”作为书名，将“刀尖”和“月光”两个一硬一软、一寒冷一温和的意象直愣愣地摆在读者的眼前。当月光从刀尖流淌过，在凛凛的杀气外裹上一层温软的情感，刀尖的寒光就有了情感的温度。它很好地宣示了这部小说的情感基调，冷而不寒，尖利而不无情。

莫比乌斯环叙事

2011年5月，公安部部署全国公安机关开展了为期半年多的“清网行动”，以“全国追逃，全警追逃”的力度缉捕在逃的各类犯罪嫌疑人。2012年初，公安部邀请几位作家到“清网行动”的第一线体验生活，采访典型案例。《流淌在刀尖的月光》是王松这次定点深入生活交出的作业。都说新闻结束的地方，是文学开始的地方。对于这样一个通俗文艺中烂熟的题材，在新闻尚且余音袅袅的时候，王松如何找到他文学的路径？

《流淌在刀尖的月光》以“我”的追忆和讲述串起了12个并列的故事，小说开始，“我”在追忆自己12岁时身边发生的一起追逃案，负责追逃案的警察是大刘。几十年后的今天，当“我”因为“清网行动”采访李局长时，发现李局长从相貌到言谈举止都有几分大刘的影子，于是，对几十年前一桩案子的叙述和分析与对几十年后“清网行动”中案例的讲述，自然地在李局长身上形成交汇。

大刘是一个有着现代警察观念和情怀的警察，他的现代观念在那个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里显然是不合时宜的，因此，大刘的命运多舛也就成为了必然。导致大刘命运悲剧的原因不是“我”讲述出来的，而是借李局长之口说出：“在警察执法过程中，的确要面对这样一个问题，法律无情，这是一个常识，但也不是绝对的，如果换一个角度讲法律也有情，如何处理这个关系是衡量一个警察专业素质的重要标准之一。”这段话奠定了整部小说的叙述基调，作品从警察的专业素质和人性入手，呈现法的无情和有情，执法者的无情和有情以及犯罪嫌疑人的无情和有情。

小说里，内知视角的叙事人“我”主要讲述大刘抓捕江明的往事，全知视角的故事讲述人“我”（作者），负责把听到的、看到的12个抓在逃嫌疑人的故事叙述出来，两种不同叙事视角在“李局长”身上交汇翻折，形成了两个视角的反转衔接，将不同的历史时空对接在一起，以“我”贯穿“李局长”这个翻折点，构成了叙事学意义上的莫比乌斯环，过去的警察和执法理念与今天的警察和执法理念形成了一个无限往复的叙事空间，警察和在逃者既处于法的两端，更是两个鲜活的人。这种结构不是把两个叙事时空简单相加，而是让意义自由生长，取得了1+1大于2的艺术效果。

值得注意的是，王松为两个叙事者“我”安排了两种叙事腔调，一个呈现故事中叙事者“我”在疑问和思考中对于警察和在逃嫌疑人的关系，以及对警察这个职业的逐步丰满的认识，这个腔调里有着强烈的作家个人的发现、思考和判断，它决定了这部小说的审美价值取向及深度；另一个是讲故事的“我”，负责讲出12个不同的故事。这里的腔调，更多地带有现代说书人的气质，负责为读者讲述12个完整的故事。它负责呈现小说的趣味性，解决小说好看的问题。

两种视角和两种腔调构成了小说的复调叙述，共同塑造了这部小说的叙事核心：警察和在逃嫌疑人。可以说，小说只有两个主人公，一个是警察，一个是在逃者。在王松的叙事莫比乌斯环里，警察从外延到内涵都是不断变化成长的，在逃者也从扁平的被抓捕对象进化到一个有性情、有血肉的生命体，无论是警察还是在逃者，作家在小说中首先确立的，是他们作为人的形象、性格和情感。《心跳》一章里，年轻警察杜威乔装成小区保安执行抓捕任务，在这个过程中与业主苏琳互生好感，由于职业的特殊性，他经常无法接听苏琳电话，于是杜威每次把电话放到胸口，让苏琳听他的心跳。一个向往美好爱情热爱生命的年轻警察形象就这样自然跃出。小说从12个侧面勾勒出警察职业的特殊性和复杂性，以及这种特殊性和复杂性带来的性格和命运的走向，真实地呈现了当代警察的立体形象。12个故事里的逃犯，共同完成了关于逃犯这一特殊身份所带来的身份迷惘、性格扭曲、命运转折改变，以及重新塑造自我的难度和可能性。

当然，无论哪种腔调和视角下的叙事，与王松以往的中短篇相比，他的语言和腔调都是节制含蓄的，甚至是有意压抑的。这就使他的作品与当下铺天盖地的警匪、枪战、刑侦等通俗作品区别了开来。虽然是讲故事，但目的并不仅仅是讲一个好看的故事，而是要呈现出现代观念下的警察形象和基于人的立场的在逃者形象，所以，他克制地处理了作品中戏剧化情节和刺激场面，诸如凶杀、抢劫、强奸等等，作家更在意的，是呈现出警察和在逃者这对关系中，各自的人性、人情、性格和命运的走向和原因。

新瓶装旧酒的新生命

独特的叙事结构无疑是王松拒绝平庸流俗的武器，在小说中发现“人”，则是王松驱动他的武器的深厚内力。由此，他让一个警察抓捕在逃者的烂熟题材，有了王松的气质和深度。小说中，王松首先让作为国家机器一个组成部分的警察，从冰冷的概念到有温度有性格的人。从大刘到杜威、李局长，作家赋予警察这个概念以21世纪的人性和人文的内涵。在“清网行动”中连破九起大案的年轻警察于波，被问及是什么驱动他在这次行动中努力地工作时，他直率地回答：立功。这让叙述和形象塑造更为真实自然。作家更为用心地表现的并不是抓捕过程中警察对在逃者出逃轨迹的推测，而是基于对在逃者之所以亡命天涯的心理的人性化演绎和推理，以及站在人的高度上对生命、对人性的理解。大刘对江明犯罪心理的推理和出逃轨迹的分析，正是立足于从人的性格、情感等层面进入，在尊重人伦亲情的基础上做到有理有利有节，才能成功抓捕。《情殇》里，警察陈大勇能成功劝投外逃的韩桂梅，也是基于他在大量细致的工作后掌握了韩桂梅的心理，于法理和情理上让远逃国外的嫌疑人自愿投案。这不仅仅是法理的博弈，更是心理和智力的博弈。陈大勇也成为现代执法者无情和有情的一个注解。

有意味的是，小说中的在逃犯罪嫌疑人，基本上都是本性善良，在生活和命运的压制或错位中莽撞冲动地激情犯罪的弱小者, 《回头》中吴老三那种坚硬的罪犯不多。故此，小说将一个沉重的话题抛给了读者：如何看待罪与罚？如何理解生命的犯罪和良知道德的自我救赎和自我成长？

《空门》是这部小说中最突出的一章，是作家试图回答这些问题的努力，也是王松写得最为用心的一章。清一是青云观道长，他会医术，还会用一块神奇的石头（砭石）为人治病。每天，清一道长会在观里准备好歇息的地方和茶食，然后开始一天的问诊治疗，这一切都不取分文。清一说，他在青云观里每日云雾为衣、甘露为食，吃的喝的都取自山野，是不花钱的。小说中有一个细节很有深意。一个父亲送自己叛逆无度以偷窃为乐的儿子到青云观，希望清一道长能帮他教育儿子。当少年问清一，还有什么比钱更好的东西时，清一给了少年一面小圆镜，让他看看镜子，并告诉他，比钱更值钱的就在这面镜子里。当过些时日少年离开道观下山时，清一再次把小圆镜放到他的手里，少年没说话，接过镜子就下山了。少年是否明白清一的含义不得而知，作家的用心却是感人而深刻的。

这个受到当地人尊敬的清一道长，俗家名杨永一，原本是个老实木讷的青年农民，被逼杀人后出逃到道观里做了道士，每日为人义务治病。小圆镜里有什么？自我，一个自由的、有价值有意义的自我。清一的义务治病既是救治他人，也是自我救赎。犯下罪行意味着从伦理和法理上失去了自我，因此，当警察方玮打通了清一的电话时，清一做完最后一天的义务治病，安心地下山投案了。

清一归案的心态很有代表性，是这部小说中被抓捕者的典型。外逃中的恐惧、担心，因为一时冲动失去理智而犯下的罪行，让这个逃离在外的人永远失去了自我，失去了家，失去了生的乐趣，尽管一直在赎罪，但还是在忐忑担心中度过每一天。甚至，归案时不是沮丧、恐惧，而是心安。《心跳》中的于水根以犯罪手段取得第一桶金后，一直坚持做慈善，希望自己能变成一个好人。尽管如此却一直生活在忐忑不安中，归案后，他终于可以睡个属于自己的踏实觉了。与此相类的还有《回头》中的方海，《午夜的阳光》中的申明，等等。由此，清一的小圆镜才具有深意，它告诫世人：保护好自己，不要丢了自我，丢了尊严和自由。

这些弱小者的以暴抗暴或曰“激情犯罪”，集中呈现了善恶之间脆弱的界线，在弱与强、罪与罚、莽撞冲动和良知道义之间生命的脆弱无助和坚守的艰难，更突出了坚守良善的不易和可贵。

当下文学存在着书写现实的愿望和表达现实的困境的矛盾。说到底，还是写什么和怎么写的问题。王松擅长用他独特的小说结构方式来处理这类现实题材，此前，长篇小说《红》的结构手法也与此类似。王松创造了一种结构，让他在非虚构写作的现场做起了小说，借由莫比乌斯环穿透现实并超越现实的局限，并由此赋予习见的题材以新的生命和新的意义，旧酒装到新瓶里，新瓶和旧酒一起拥有了新的生命，这是王松的收获，也是他的贡献。当然，新瓶总有变旧瓶的时候，每一部小说都会有它最适合的表达形式，对于作家而言，寻找到最适合的形式，让新瓶一直新下去，是挑战，是风险，也是乐趣。

不得不说的是，王松是个非常会讲故事的作家。然而，故事讲得太顺畅了，太像一个故事了，没有留给阅读一点难度，可能会导致隐藏在故事后面作家的叙事主旨也顺畅地随着故事流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