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3月11日，在鲁院，我聆听了李敬泽的讲课，题为《内在性的难题》。敬泽老师气场很足，他一坐上讲台，全场便有一股沉郁的气息。音质浑厚、语速缓慢、语句有力，是他讲话的特点。

敬泽老师从刚刚观看的电影《悲惨世界》说起，他认为这是一部非常好的电影，好到“此生我们看不到这么好的电影了”（他发给电影界朋友的短信，得到的回答是：此生我们也看不到这么好的小说了）。敬泽老师初中开始读小说《悲惨世界》，那是一个不知高考为何物的年代，除了玩，就是读小说。他说，这部写于19世纪上半叶的小说，到现在都感动、影响着我们，当我们讲到文学的荣耀时，我们能从雨果身上感受到。从《悲惨世界》，我们知道了经典的力量，就在于能带领我们回到人生中一些具有根本性的问题上来。《悲惨世界》告诉我们，生命有另外一种可能：爱的可能。

从《悲惨世界》入手，敬泽老师分析了小说中大量的自我对话（批评术语叫“内心独白”），它其实是主人公的自我倾诉与倾听。人之所以有别于其他动物，就在于人有自我对话的能力，有自己的内心生活。但中国文学一向缺少的就是这种能力，回顾中国传统小说，没有一部以“我”为第一人称的小说，也没有如同《悲惨世界》一样和自己对话的小说。当一个人能跟自己对话时，他就是对自己负责的人，从这个角度来说，鲁迅的《狂人日记》很伟大，第一次以“我”为小说的主人公，出现了第一次自我对话。所以说，它是真正的新文学。

谈到新文学，敬泽老师回想起有一次参加主题为网络时代武侠小说、神话小说与传统小说的区别的研讨会，他在发言中说，武侠小说和神话小说本来就是传统小说的延续，并无什么区别，有区别也是与鲁迅这路新文学的区别。新文学发生的历史背景是在中国面临亡国灭种的历史紧要关头，梁启超等一批先觉者发现，中国的问题不是武器的问题，而是人的问题。要使中国成为强国，首先要改造人，使每个中国人从一盘散沙的奴才转变为国家和命运的主人。

人，只有具备内心生活才能成为自己和生活的主人。鲁迅的《呐喊》《彷徨》揭示了中国人祖祖辈辈麻木的精神状态，只想“这样”，不想其实可以“不这样”，可以说，整个新文学运动就是在唤醒人，发展出人的内心生活。

鲁迅等中国知识分子，为中国人建立了一种面对自己的内心生活的传统。20世纪80年代以来，文学创作与批评有对“内”的恐惧，仿佛只要向“内”转就是个人情调，于是一味地提倡向“外”，其实把文学分为内外是愚蠢的，真正的内心生活永远是向世界敞开的过程，也正是在向世界敞开中才有意义。谁又能在文学中分出内外？

新文化运动迄今100多年，寻找内心生活依然是现今中国人所面临的问题。网络时代里，人们每天都面对着这么多的事情，貌似都过着丰沛的外部生活，但内心却被如此丰沛的外在生活压迫得越来越狭窄。在网络上，你感到你置身其中的是一个道德理想国，人人都嫉恶如仇，但在现实生活中，你却发现，好人也不那么好找。这是中国的现实。雨果的幸运在于，当他为人物内心生活作出选择时，尽管如此艰难，读者依然相信——这不仅是因为作家的能力、笔力，以及作家有一套预设的精神支撑，还因为他作品的真实性在他的时代有说服力。

同样的情节，在中国语境中会成为笑柄，成为不可信。在中国，精神性背景的支撑往往不足。真实和不真实取决于作者和读者对真实的共识范围。但文学创造之所以是创造，就在于挑战可能性的共识。

当然，说是容易的，做起来也许还是困难。说到底，中国作家面临的问题不是技巧问题，而是给人物一个真实的内心生活。中国作家要向前辈学习，要有一套自己的方法去接近、抓住、看清这个时代的人心。时代和人心中有很多苟且，恰恰是中国作家应该打开的。

时代和人心中还有很多沉默的区域，打开了，就是一条新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