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女人住进了小镇的旅馆。”这是小说家杨帆小说《二〇七房间的陌生人》的首句。这么普通的一句话单看起来似乎并无奇特之处。2013年9月下旬，在北京举办的全国青年作家创作会议的分组讨论会上，在来自北京江西四川三地数十名青年作家代表中，杨帆的发言隐约是在讲述自己的一个小说构思。她的声音很小，与其说她是说给更多的人，不如说是给她自己听。“我的这部小说里有两个女人。”两个女人？联系到她的《二〇七房间的陌生人》，她的表述让我警觉：这是杨帆无意间透露自己小说的秘密吗？对杨帆小说进行检索，我发现我的猜测并非全无道理。

也许杨帆本人并没有发现——也许源于她的设计，我读过的她至今发表的（我猜可能包括正在构思的）所有小说，都有两个女人。在小说中，她们或是母女、闺蜜、邻居，或是原本毫不相关却让作者故意创造出交会机缘的两个人。她们有时构成杨帆小说的核心人物关系，有时成为小说中拱卫主要人物关系的背景。她们在小说中纠缠不休，相互怨恨又休戚与共，轨迹相近却又彼此排斥，互不相识却感同心受，彼此误会又相逢一笑泯恩仇。她们是杨帆舞动的小说水袖里的左右手，是作者精心培育的小说水塘里的并蒂莲花。她们结下的种种关系，构成了杨帆小说的气场、质地、风格，甚至是内核，承载着杨帆小说审判与探寻的使命。

《瞿紫的阳台》里的两个女人是一对母女：寡居者罗淑芬与心理医生瞿紫。她们彼此怨恨，折磨。瞿紫经常在公司请假的理由是怨毒的“妈妈去世”，罗淑芬一再地以开水大面积烫伤、撞车、急性肺炎等极端理由来诓骗瞿紫回家。面对瞿紫的愤怒，母亲出于挽留和抱歉的拥抱不是爱意，反而是对瞿紫的侵犯。她们彼此怨恨的源头是瞿紫13岁时，罗淑芬背叛了丈夫，瞿紫将母亲的丑闻告诉父亲，结果造成父亲从阳台跳楼自杀身亡。这死亡给瞿紫留下的阴影就是女性意识的被遮蔽：她身为心理医生，却无法对自身的隐疾进行诊治——她无法爱。很多年来，瞿紫一直在自身的病态及反抗病态中艰难喘息，怀着对世界的决绝又犹疑的矛盾态度努力寻找自救的可能。结果是，母亲死了，亲仇合一的母亲的死并没有让她解脱（倒是母亲自以为获得了胜利），一个叫小节的小心理疾病患者让瞿紫找到了被掩埋的母性——患病的小节何尝不是少年时候的瞿紫自己。

《妈妈的男人》中同样有一对母女：白丁和母亲。母亲是有过甜蜜爱情的少女，是遭受强暴的被侮辱被损害的知青，是被迫接受屈辱命运的麻木的无奈微笑的主妇。作为母亲的女儿，白丁不是爱情的结晶，反而更像是有罪的年代里的罪证。寻找母亲丢失的爱情，找到母亲的生命真相，从而为现实中不断迷失的自己校正坐标，消除现实与历史之间的缝隙，让美好不被中断，让罪恶不曾到来，就成了小说家杨帆交给白丁的使命。白丁不断在自身的现实与对母亲历史的双重探寻中奔走不息。她约见母亲过去的男友刘红宾，并企图从中找到母亲的心结所在——这何尝不是她的心结。她甚至代替母亲与刘红宾拥抱依偎，以此感受母亲的爱意（借助这一动作，作者是否想给读者制造暗示：此刻的白丁，其实正与她的母亲合二为一，割裂的历史与现实，正在作者美好的愿望中精密缝合？）当母亲去世，白丁带着母亲的骨灰盒踏上火车，如此的结尾似乎是作者在告诉我们，火车可能到达的远方，或许有一个白丁与母亲的灵魂能够共同安妥的地方。

《妈妈的男人》中还有另一种女人关系：同龄的白丁与费丽。我妄自揣度杨帆如此设置是要给这部历史寻找主题的小说以一个现实的观照。费丽患病，费丽丈夫轩骁（意指喧嚣？）滥情。是的，我们或许都像费丽和白丁一样，是历史遭到强暴后生下的有病的孩子。我们或许都像轩骁一样，放纵不承担，随意地放逐着自己的灵魂，轻重无有……

杨帆小说中通过两个或更多女人来推动情节表达思考的事实还有更多的小说可以验证。如《二〇七房间的陌生人》中：“我”与席朵。“我”保守，席朵放纵。席朵爱穿花裙子，喜欢不停地恋爱，出走，“我”则慢热，恋旧，渴望与旧情人重新修好。小说中没有说到“我”的服饰，估计也就是黑白或淡色碎花。即使如《老魏要成家》主要写落魄男人老魏的命运，却也若隐若现地写了王花女和香芹这样的两个女性。她们一个是老魏追求的女人，一个是老魏的女儿。王花女混乱，香芹恬静。王花女世俗，欲望蓬勃，香芹则朴素，心高气傲。还有《一路巴士》中女小偷牛丽与掉线虫，《天鹅》中“我”和叽叽，《贞德的号角》中贞德与离离，《吃石榴的男人》中黄丛和对门的女人，《空房子》里耐荷与阿太……《粉色》与《三〇二女生宿舍》两部小说比起其他小说来，是众生喧哗，女人吵成一团。《粉色》写的是一群从事性交易的女人们，《三〇二女生宿舍》写大学女生宿舍。这两个小说中的女人关系复杂，但无论怎样变化组合，无一不是两个女人关系的叠印和复制。

通过书写两个女人的关系来推动情节结构文本，这在文学史上并不鲜见，稍稍整理我们的视野，我们很容易看到一条源远流长的传统。我们看到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中的安娜与朵丽，《红楼梦》里的林黛玉和薛宝钗，电影《两生花》里波兰的维洛尼卡与法国的维洛尼卡，麦克尤恩的《只爱陌生人》里的玛丽和卡罗琳，铁凝的《永远有多远》里的西单小六和循规蹈矩的白大省……

那些作品中的女性，她们彼此对立，性情不一，但她们又相互依存，缺一不可——她们彼此为镜，互相映照。《瞿紫的阳台》中，瞿紫与母亲是一对仇人，但在小说的结尾，当瞿紫因患者小节的激发而获得了母性，她的获救又何尝不是她死去母亲的同时获救。《一路巴士》中，小偷牛丽与掉线虫何尝不是一个人的两面，对自由的热爱与向上的愿望常常为我们同时拥有。是的，只要两面相对的镜子，就可以映照出这个世界的无穷镜像，表现出这个世界的无限性，无限的重叠，无限的深邃。我想杨帆是深谙此道的。她有意或无意间从这一隐秘的传统中吸取了能量，不断改变女人的时代、服装、相貌、爱好、精神，让她们彼此映照，让老年与青年重逢，让历史与现实相遇，让传统与现代接壤，让混乱和秩序毗邻，让生与死相依相偎，以此来探索小说体察人性反映世界的宽度和广度。从这一角度上来说，写小说的杨帆远不同于以讲故事取胜的许多现实主义作家（虽然她至今依然不多的作品中有像《一路巴士》这样的顺畅的、完整的、充分证明杨帆讲故事能力的小说文本），她本质上其实是一个精神探险者——女性命运和情感的探险者。她的作品里的人物往往都是精神病人、心理疾病患者，或者是生活在底层的阴影中的如妓女、小偷这样的边缘人物。她的文本越来越有了某种无限延伸的可能和魅惑气质。她似乎一直想找到相互映照的两面镜子里的最小的那面镜子。或者是两面无限重叠的镜子后面世界的表情。这使她的小说散发出某种哲学的诡秘意味，表现出与讲述欲望蒸腾的世俗故事迥然不同的低温体质、幽暗气息的重要原因。

“远处，油菜花田一片连着一片，像铺天盖地的阳光，将整个镇子照耀。雾散去了。不知名的鸟在树林深处，发出啊啊啊的咏叹声。这个春天的早晨，两个女人的身影时而重合，时而分开。”与其说这是杨帆在其小说《空房子》中结尾的美妙书写，不如说这是杨帆对她所有小说秘籍的再一次自我解密。那些生长在杨帆的小说中的女人们，她们时而重叠、时而分开，时而镜鉴，以无限扩展的形式呈现万物的景象，折射世界的情感与命运之秘，让人恍惚觉得她写下的所有女人，其实都是一个女人——相互矛盾又相互统一的内在个体。杨帆之所以选择女人为载体写她内心的疑惑与探寻，我想除了她自身作为女人，渴望借助小说探索女人的情感与命运，同时作为母体，也具有孵化万物的神性，这使得小说充满她所追求的那种无限扩展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