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之所以把胡学文、刘建东、李浩、张楚这四位作家命名为“河北四侠”，主要是从他们的创作姿态上来考量的。侠者，以武犯禁之意也。正是在挑战体制、突破常规、超越传统的意义上，“河北四侠”的意义才能凸显出来。

众所周知，河北文学的传统是农村题材和现实主义。在“十七年”时期和新时期初期也是河北文学引以为自豪的传统。当上世纪80年代以来的现代主义和先锋文学运动风起云涌之时，河北文学除了铁凝等少数作家之外，并没有适时地跟上来。铁凝作为河北文学的旗帜，适时地找到了孙犁的诗化现实主义传统，并将之发扬光大，进而走出河北，冲向了全国。之后，铁凝作为农村题材的“三垛”的厚重，与作为城市题材一种类型的《玫瑰门》的开创性，使我们看到了铁凝既继承了河北文学现实主义传统，同时又超越了这个传统，铁凝的小说不好归为任何潮流，她的小说既不是传统的现实主义，又不是时髦的现代派，铁凝成了她“自己”——一个独特的个体。然而，河北的其他作家却在坚守传统中取得了一些成就，比如贾大山农村题材小说的获奖，还有陈冲改革小说的获奖，实际上都强化了河北文学的固有传统。“三驾马车”在上世纪90年代的出现和走红，是现代主义先锋文学落潮之后，人们重新呼唤现实主义的结果。现实主义的生命力再次闪烁出耀眼的光彩。胡学文、刘建东、李浩、张楚这四位作家，在90年代陆续登上文坛，他们所面对的正是先锋落潮，而现实主义传统异常坚固的实际。他们一开始便秉承先锋文学的流风遗韵，自觉不自觉地开始了对现实主义这个河北文学传统的反叛。

来自于坝上草原的胡学文，他的小说是最接近现实主义传统的。他写了许多的底层人，底层人的苦难、命运的“不公”种种，但这都是一种表面现象，而“奔走”才是这些人的基本存在状态，“奔走”显然已经超越了传统现实主义的主题层次，而接近了现代主义。胡学文常常说他喜欢那种既接地气，又有一种飞翔感的小说。可以说，胡学文以一种温和的方式反叛了河北文学的现实主义传统。

刘建东与李浩则以激进的方式挑战与冒犯这个现实主义传统。刘建东一开始就心仪于先锋文学的写作方式，他甚至对现实主义这个传统不屑一顾。他的小说总是在细密的叙述中寻找张力，在荒诞不经中享受模糊，无言的“父亲”、疯长的“头发”、神秘的“药片”、羞涩的男人、“布袋”和“塔”……刘建东试图以卡夫卡式的荒诞、拉什迪式的复调，对存在的可能性密码进行加密和解密的工作。

相对于刘建东的激进，李浩简直就是决绝，他傲慢地宣称：“我对现实主义有不可理喻的轻视”。他的目光高远，他所青睐的是博尔赫斯、卡尔维诺、昆德拉、纳博科夫、君特·格拉斯……他喝“狼奶”长大，把西方资源融进自己的体验，专注于生存与死亡、偶然与必然、抗争与宿命、历史与叙述等宏大高深的哲学命题。他笔下的“父亲”、“二叔”成为历史环舞中的“多余人”、失败者的能指符号，寓言化地悬浮在李浩那高度“自我”的诗意的调性中。

张楚的小说肯定不是那种写实性的所谓现实主义小说，从本质上说，张楚的小说是诗性的，然而，这种诗性不是简单的生活之诗，而是生命之诗、存在之诗，是普泛的个体生命的了悟与洞澈的复杂之后的单纯与旷达。阅读张楚使我不时想起诗人海子，那个忧郁的、怆然的、撕裂的诗人海子，他在对生命对存在的深刻的体验中联通了张楚。忧郁、难于排解的忧郁和哀伤同样构成张楚小说的基调和底色。这种基调与底色成就了张楚的先锋品质，但张楚的先锋与早期先锋派小说不同，早期先锋派小说基本属于观念写作，而张楚是属于生命的体验写作。我不了解张楚的实际生存，但我在他的小说里读到的是一种源于生命生存本身的忧郁和哀伤，这是一种接通了地气的有活力的忧郁，一种源于血肉的文字舞蹈。

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河北四侠”以先锋和现代主义的侠客的姿态反叛和突破了河北文学固有的现实主义传统，同时也补上了河北文学先锋主义的功课。当然，“河北四侠”已届中年，他们的创作也在成长。我注意到他们近年的创作也开始反观河北文学的现实主义传统，在这个母体中，其实也有着许多的有益质素滋养着他们。文学需要超越感，同样，文学也需要现场感。只有将现场感与超越感有机结合的文学，才可能是优秀的文学。先“洋”后“土”，由“西”而“东”，这是莫言、刘震云、格非乃至铁凝给我们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