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四侠”，为河北作家胡学文、刘建东、李浩、张楚四人。命名看起来很酷，甚至有点调皮的江湖气味，其实，“侠客”之谓与这四位作家无大干系。虽然一向有“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的伟大传说，虽然人们也乐于以那些可歌可泣的历史故事来寻找并赋予河北文学某种气质，但是就文学的地域性与作家风格形成之关系而言，无论是河北文学，还是这四位作家，都很难用某种“整体性”的视角予以认定。他们不能被集体命名的，却是共缘于一块沉实厚重的土地；他们洋溢着无法克制的写作激情，却又是精华内敛的。将这四个人放在中国当代文坛的整体阵容中考察，方显得人人握灵蛇之珠，家家抱荆山之玉，于朴素静默中一点一点生长，改变着河北文学的总体面貌。
在诸家文学史的讨论中，河北文学基本是被两个著名“传统”所覆盖。一个是以孙犁为代表的“荷花淀派”传统。这一脉文学强调某种风格学意义上的特征，并且对写作者的个人气质及其作品文字提出了类似于“规定性”的要求：真实生动的细节摹写、细腻传神的心理刻画，以及“哀而不伤、乐而不淫”的美学尺度和清新隽永的语言等等。这一脉文学强调与中国文学传统相关的“诗性”、“意境”等概念。尽管学界对此一“流派”是否成立尚存一种保留态度，尽管自孙犁以后，此一“流派”显得缺乏成就卓著的继任者，但作为一种“传统”，它始终是河北文学需要面对的庞然大物。另一个传统则是以梁斌、徐光耀、李英儒等为代表的抗日战争和革命历史题材小说创作。《红旗谱》《小兵张嘎》《野火春风斗古城》这些作品在同类题材的创作中，无论是在其经典性，还是在为广大读者喜闻乐见上，迄今仍然是难以逾越的高峰。在新中国文学的前十七年里，河北文学因为上述两个“传统”而拥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传统当然意味着精华的沉淀与积累，同时也形成“规范”或者羁绊。胡学文、刘建东、李浩、张楚，当然不止是他们“四侠”，还应该包括河北太多的跟他们同代同龄或者不同代不同龄的写作者们——首先迎面碰上的，正是这柄锋利的双刃剑。他们总是难以避免被人们习惯性地放在传统中考量，而他们自己却未必这么想。
对于中国当代文学来说，这种情形并不陌生，可以说是非常有代表性的“典型环境”。整个上世纪80年代的文学信仰似乎就是要从“十七年文学”的各种传统中逃离，而传统又总是能以出其不意的方式无处不在。《哦，香雪》《没有纽扣的红衬衫》时代的铁凝，甫一出道便被当时大多数批评家拉进“荷花淀派”传统中加以多方阐释。就铁凝的初期写作而言，这一点固然也有某种踪迹可循。但那时的铁凝已经显示出别求新声的品质，对于此一时期的河北文学来说，显然有着某种重要的过渡意味。稍后还有阿宁的写作，他的《生命之轻与瓦罐之重》是一次真正的离经叛道之作，但轮到“四侠”时，情况发生了意义完全不同的变化。
在一篇讨论“河北四侠”的文字中，李敬泽曾说：胡、刘、张、李四位作者“基本上没有受到现代以来河北文脉的影响，似乎他们真是游侠，飘然来去，无门无派”，这是令人服膺的极有文学史眼光的见地。确切地说，这里所说“现代文脉”对应着的，主要不是“五四”新文学的观念传统，而是指民族革命战争和土地战争条件下的现代民族国家叙述。这样一种整体性的文学历史曾经长驱直入，统摄了河北乃至中国文学的文学表达数十年，诞生过众多经典，也形成了严重的压抑。到上世纪80年代，这个历史遭遇了某种颠覆。
事实上，这四位作者与“河北传统”之间的疏离是一种不谋而合的出走，他们并没有共同的文学主张，在他们尝试写作的年代，那些曾经窒息人的文学教条已经被前辈们冲击得七零八落。这种状况带来的副作用之一，是他们无法旗帜鲜明地凭借坚持或者反抗什么去确定自己。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一种无所依凭的自由是他们的宿命，而他们以自己不事声张、坚韧沉静的写作推动了河北文学跃上了一个新的层面。
认真说起来，胡学文可能是在现实主义的味道上最接近“河北传统”的，但这更多是表面的相似。与“现实主义冲击波”强壮的身躯和灵魂有所不同的是，胡学文显得更加忧心忡忡并因此倔强峥嵘，他的着眼点永远在人的无助无望，是一种望穿秋水的期待，或者是仰望长空之后的苍凉。胡学文是所有“底层写作”中最不作秀、最真切、最名副其实的。
张楚的世界是一个没有“说辞”的世界。这个混乱的世界上演着各种各类的内部事件，很多时候都被他人忽略甚至放弃了，但是张楚没有忽略和放弃，他致力于表现那些“暗中发生的事情”。他的小说带给我一种强烈的感觉，那是一个下了漫天大雪之后弥漫着清凛、凄凉和脏乱的世界。张楚的小说是关于“温度”的哲学，而对待“温度”的姿态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种小说的伦理态度。张楚在处理这个问题时，无法摆脱置身于寒冷世界这个事实，因此选择了他自己的角度：试图掩饰和控制任何温度的表达。然而在一片狼藉的破碎世界里，他的小说却是对那些看不见的伤口的温情医护，一座“草莓冰山”不经意地透露了张楚对“温度”的敏感。
在一个笼统的意义上说，刘建东与李浩称得上新时期先锋文学的宁馨儿。他们之间并无明显的可以共享的事物，在对文学先锋性的理解上也未必趋同。譬如，李浩特别在意对文学虚构性立场的捍卫乃至信仰持守，而刘建东则对设定情境以及题材的象征性意义极为着迷。令人惊异的是，在先锋文学作为一种时尚潮流已经偃旗息鼓的今天，他们虽然显得沉默寡言，却把文学的先锋姿态坚持得最为坚定和悠长。这也愈加证明了一个道理，河北作家的起跑可能并不比别人快，但对于纯正的文学信念持有一种高尚的道德感和敬畏之心，他们有足够的耐力无言跋涉。
与中国当代文学的高山峻岭相比，“河北四侠”也许并不那么光彩夺目，但他们已经在自我表达的创新性上为河北文学带来了前所未有的蓬勃生机，由他们所呈现出来的文学的可能性是特别值得期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