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想谈论青年作家李浩的小说创作，首先必须明确这样的三个基本前提。一是李浩在长期写作过程中对于一种先锋写作立场的坚持。二是一种艺术理性思考能力的具备。关于这一点，只要看一看李浩那些如同他的小说写作一样精彩的文学批评写作，就可有一目了然的认识。三是李浩长期以来对于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一种谱系性深度阅读，并对于此类作品有着非同寻常的透彻理解。

李浩曾经在一次文学聚会上，刻意强调作家应该拥有一种与生活绝不和解的“冒犯”精神。所谓“冒犯”，也就意味着作家作为写作主体应该与生活客体之间保持一种紧张的对立关系，应该用一种不信任的甚至带有强烈侵略性的目光来对待生活客体。李浩如是说，也如是做。就我个人的理解，我们起码应该从以下三个层面来理解看待李浩小说写作中的“冒犯”精神。

首先是语言形式上的“冒犯”。无论中外，文学都有着过于悠久的历史。在这个漫长的发展过程中，确实已经在语言形式层面上积累了极其丰富的艺术经验，形成了许多的艺术范型与艺术成规。这样，对于那些有着艺术野心的作家来说，就必须拥有一种在语言形式层面上挑战文学前辈的勇气。怎样提供一些带有原创性意味的语言形式创造，是一位优秀作家不能忽略的重要命题。李浩在这一方面的表现无疑非常出色。他一直坚持“写给无限的少数”的写作立场，正是此种“冒犯”意识的突出表征。从本质上说，这位熟读西方文学经典，尤其是现代西方文学经典的作家，是一位意志特别坚定的方法论者。我们之所以把李浩看作是一位文学创作领域的方法论者，根本原因在于，李浩在自己的小说创作中特别注重于一种小说形式美学的建构。对于李浩来说，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有效切入对于世界、人生、社会、人性的表现，是一个极其重要的事情。可以说，李浩在进行小说书写时对于技术与语言那样一种疯狂的迷恋程度，给我们留下了足够深刻的印象。在这方面，他最近的长篇小说《镜子里的父亲》，就是一个典型的例证。无论是对于三类镜子作为叙述者的设定，抑或是把这些镜子全部统摄在叙述者“我”的视野中，都强有力地见证着李浩那足够强大的小说形式美学的建构能力。

其次是对于现实和历史的“冒犯”。此种层面的“冒犯”，实际上意味着作家一定得拥有一种对于现实和历史的批判反思精神。《镜子里的父亲》就是一部旨在对于中国当代历史进行深入透彻的批判性反思的优秀长篇小说。值得注意的是，父亲的人生时间，恰好对应于新中国的历史。就在父亲出生之后的第二年，一个新生的政权开始统治这个古老的帝国，中国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父亲的人生时间与新中国的历史之间，显然有着突出的重叠意味。这样看来，李浩之借助于“我”和镜子的双重视角对于父亲简史的书写，就完全可以被看作是对于新中国历史也即所谓中国当代历史的一种书写。以一部充满艺术创新色彩的长篇小说，对于中国当代历史进行深入透辟的批判性反思，正是李浩的“冒犯”精神在小说思想精神内涵上的突出体现。尽管可能稍显老旧，但我们在这里却还是要征用题材这一概念。从小说题材的层面上说，如同李浩这样一位意志坚定的小说技术与方法论者，能够把自己的艺术视野聚焦到新中国历史之上，向一个历史时代发起正面强攻，这种选择行为本身就应该得到充分的肯定。

第三是对于人性世界的“冒犯”。文学一个非常重要的层面，就是对于堪称复杂的人性世界的勘探与艺术表现。一个优秀的作家，无论如何都应该是一位人性世界的深度观察与挖掘者。需要注意的是，人性世界的透视往往通过人物形象的塑造表现出来。就这一层面来说，李浩《镜子里的父亲》中的父亲这一形象，就足称典范。纵观父亲的一生，尽管他一直在努力地追赶着时代的步伐，拼命地试图进入历史的核心地带，但结果却总是事与愿违，总是成为与历史错位的失败者、边缘人。就其悲剧实质而言，父亲这样的乡村知识分子，其实是被历史放逐了的一类人物形象。

李浩毫无疑问是一位具有绝大艺术野心的青年作家，我们希望他在今后的写作中继续保持艺术三个方面的“冒犯”精神，不断精进，取得与其艺术野心相匹配的写作实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