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能够心平气和地读完郭守先的评论集《士人脉象》，那你似乎确凿是一个“成熟”的人了，只有熟透了的果子，才会心绵皮软，气定神闲，静待春光秋风，冷观夏阳冬雪……不得不承认，当下多少人，成为了所谓“成熟”的人，既没有了青春，亦失却了热血。热血，贯通血脉的血，贲张精神的血，凝聚起来是激越的惊雷，发射出去乃诛杀的箭镞。面对陋习恶俗，人们习惯了低头臣服，习惯了谀辞谄媚，习惯了逆来顺受，当习惯固化为一种文化，几千年的劣根仍然在那里枝干盘虬、根须深扎，以致我们仿若走不出冠盖下的暗影。暗影如黑夜一样的沉重，仿佛怎么去捅，也难以迎迓漫天的星光，开启神性的黎明。

不，总有热血斗士，擎举启蒙的火炬，去点亮寒夜，挑战愚蒙。

很久没有读到这样的文字了，这样尖锐、这样犀利、这样急切、这样沸腾。独立的思想、自由的表达、纯真的情怀，贯通着五四的血脉，凸显出真正知识分子的精魂。

余英时在《士与中国文化·引言》中说：“西方人常常称知识分子为‘社会的良心’。认为他们是人类基本价值(如理性、自由、公平等)的维护者。知识分子一方面根据这些基本价值来批判社会上的一切不合理的现象，另一方面则努力推动这些价值的充分实现……所谓‘知识分子’，除了献身于专业工作以外，同时还必须深切地关怀国家、社会以至世界上一切有关公共利害之事，而且这种关怀还必须是超越于个人(包括个人所属的小团体)的私利之上的。”历经五四洗礼的知识分子，大多具备这样的身份特征和价值认同。但从文学百年流变的历程考察，以张扬独立自由的精神为美学追求、建构文化创造精神的意志常常受到诘问甚至抨击，但以独立个性与人格展示作为价值抉择的精神性文学如涌动潜流，滚滚不歇。所幸改革开放年代的来临，使现代知识分子的“精神性”重新焕发、张扬腾升。郭守先确乎具备这样的精神气质，长久修炼的文化自觉使他不停反思和比较人类的文化母本，犀利地解剖社会痼疾，敏锐地审视现实的文化缺憾。他在《阳刚之气：刷新民族精神势在必行》中倡导“镜破不改光”的献身精神，崇尚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赞颂清心直道的法治精神，呼唤特立独行的自由精神。在他心目中，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乃知识分子不可推卸的责任和使命。他将古代精英知识分子的终极诉求赋予现代意义，将知识分子的公共性、现代性、批判性、建构性、担当性炉熔一体，如此宏大的精神自命于此或见一斑。他的文章充满对于独立自由人格的追求。他在《男人是怎样变成太监的？》一文中，从封建历史上某些国人对权力的过分痴迷、对富贵的变态追求和极权专制的摧残、阴性文化的泛滥等方面深刻分析了旧有的文化土壤和人文生态。《蓟荣孝：逃离生活现场的风吟与涂抹》一文，则深入论说个体精神与文学创作：“如果说文字是能工巧匠雕琢的珠玑，那么‘个体精神’就是串联这些珠玑的链条”；“如果说文字是一群受压迫的黑奴，个体精神就是促使黑奴觉醒和抗争的力量。”在他心目中，人的自由独立状态本身是社会发展的目的，只有舒张人的个性和思想，才能够自我发现、自我创造、自我解放，文学由此成为“人的文学”，这从本质上确立了文学的品格。自由的而不是桎梏的，个体的而不是群体的，关注生命的而不是见物不见人的，审美的而不是功利的把握、体验和垂询的生成，意味着文学主体性的生发，这使得郭守先得以写出焕发着启蒙色彩、独特思想和精神魅力的佳作。

阅读郭守先的文章，我们很难不被他的真诚、率真所震撼、所感染。文学本是真情流露，古人最重“真”字价值。晚明唐顺之的“真精神”，李贽的“若失却童心，便失却真心，失却真心，便失却真人，人而非真，全不复有初矣”，都是对“真”恰切的诠释。鲁迅也曾说：“真，自然是不容易的，但总可以说些较真的话，发些较真的声音，只有真的声音才能感动中国的人和世界的人”。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发新文化运动先声，强调“真挚之感情”和“高远之思想”。狄德罗更是一针见血，“任何东西敌不过真实”。通读《士人脉象》，我们发现，郭守先的文字“真”得逼人。论乌衣的精神血统，他锐笔直指其“硬伤”：“沉溺于中国传统文化，对中国传统文化缺少清醒的批判意识”，“文化思想偏倾东土，对文艺复兴以来的西学涉足不深，对卢梭、孟德斯鸠、爱默生等著述视而不见，没有依靠现代思想激活传统文化中休眠的优秀基因的自觉，以至于其中前期诗文，一直走不出儒、道、墨三家前贤绘制的文化版图”。评说摩罗的文章《中国站起来》及其相关言论，其浓墨直泼“摩罗之谬”：“把解决社会图式的现代性启蒙立场与应对世界图式的国家民族主义立场对立了起来”，“高估了现代性启蒙者的影响，对中国当下的社会图式评估不足”，“借口西方殖民者的罪恶史和全球一体化形势下的政治经济问题，执意要否定西方先进的普世文明。”其文笔纵横，真意灌注，泼辣爽利，排山倒海，不讲任何隐瞒、不留任何情面，无愧于青海文坛“第一快刀手”之美誉！

《士人脉象》乍一看是文学批评，但文学评论乃是其解剖刀的切入点，内核是文化批评和社会批评，其渊源大致可追溯到五四一代及1980年代学者的批评，特别是汲取鲁迅、柏杨、李敖杂文的营养更多，其精神根基则在于其对国家、民族、人的命运的责任感与使命意识。常年遨游于东西方思想家的卷帙之中，他对不同文化的比较鉴照，渐次生成了个人独立思想的汇聚和溢散，加之其对文字的历练和把握，使他能够率性地一吐块垒，随意张扬自我，倾心表达其对于人类、民族、国家和个人命运的深度思考，而这样独特的思想识见和精神骨相不是填充在刻板的文学理论的网格中，而是以粲然绽放的诗性来表达。对外来思潮的主动承接，对传统观念的颠覆解构，赋予这部《士人脉象》震撼人心的思想魅力。

我们的时代需要这样的精神。

我们的文坛期待这样血性的文字。

就让我们葆有这样的热血吧，为现实，为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