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的秋天，我站在空旷的田野中，为一片葱郁的玉米愁肠百结。当时，我并没有想到，正是这一片让我不知所措的玉米，让我写出了小小说的成名作，从一个无名作者走进了小小说的殿堂，从而引领我在文学这条路上渐行渐远。

我是1989年春天被招聘到老家所在的那个乡政府的，做专职新闻报道员。那时，我已经初中毕业4年，并在家一边务农一边舞文弄墨4年了，有几篇豆腐块文章变成地区党报的铅字。那年月，一个青年农民在没有任何背景的情况下，想在乡政府谋个差事，是很不容易的。进了乡政府，不但能领到一份补贴，家里有些事如顶河工、批宅基之类的事也好办。还有一条，很快就能成为“名人”。那时候村里没电话，乡政府想找谁，就在广播里喊，这一喊，全乡76个自然村都能无缝覆盖。在乡政府的那段日子，我在责任田里干着活，有时候就听到广播里喊我的名字，我扔下手里的农具，骑上自行车就往乡里赶。

1989年的秋天，乡政府决定搞“麦棉套种”，因为这种新的种植法很多农民不理解，也掌握不了，配合不是很积极，乡里就在重点村成立了秋种指挥部，安排人员一天24小时值班，说是指导种植，还起到监督的作用。我和乡文化站站长老吕、乡广播站的小吴，被安排在指挥部里日夜轮流值班。所谓的“指挥部”，就是在庄稼地里，找了一个靠水的地方搭起的帐篷。为了方便宣传，在指挥部的门口还安装了广播喇叭。离村远，接不上电，就把电影队的放映员小王也派了过来，专门给我们发电。为了安排好我们的生活，还把水利站上的厨师派给了我们，专门给我们做饭。白天的时候，乡农技站的几个农技员也常过来，在附近的庄稼地里转一转。但她们不值班，天一黑就回家了。

我在这个叫做“指挥部”的帐篷里住了整整半个月。在搬进来大约一个星期的时候，周围的玉米基本全部刨倒了，只有指挥部旁边一块大约5亩地的玉米，一直没有刨。这天早上，刚吃过早饭，乡里的一个副书记就坐着吉普车来到指挥部，刚下车，就看到了那块玉米，不高兴地问我，这块地怎么回事？还没刨？

我跑步赶了过去，仔细看了看，这片地里的玉米长得很壮，玉米叶子都乌黑油亮。玉米的品种是“沈单七号”，这种玉米生长周期长，个儿大，产量高。我剥开一穗玉米的皮儿，看到颗粒饱满的玉米粒子还有些发白，用手指盖掐了掐，粒已经硬皮了，大约一周就能收获了。我回去把情况给那个副书记汇报，副书记说：“天黑之前必须全部放倒，明天早上县里来检查‘三秋’进度，这片地离指挥部这么近，不能让它给全乡的工作抹黑。”

副书记走了以后，我和老吕几个人面面相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好。工作还是得做，我们在村支书的引领下，来到那户人家，把事情说给了他。那户人家知道扛不住，当天就很不情愿地把庄稼撂倒了。工作完成了，我却怎么也高兴不起来。我当时还兼着我们村里的农民技术员，我懂得，现在把这片玉米撂倒，玉米粒子的浆就会抽回去，变成瘪籽，产量要减一多半，而且卖的时候价格低，还不好出手。这5亩地，本来收5000斤玉米是没有问题的，这样一来，能收2000斤就不错了。我们就像强盗，强抢了人家的3000斤玉米。这搁到任何一个农民家庭，也是一笔重大的损失。当晚，我一直郁郁寡欢，喝了很多的酒，因吵嘴把电影队的小王揍了一顿。

以后的几天，这5亩玉米的事儿成了我的心病。我的良心受到了谴责，我后悔自己的懦弱，当时竟没有产生保护这片玉米的想法。再加上我在乡政府已经待了多半年，了解到了一些事情后，甚感前途渺茫。秋种指挥部撤回来后，我也撤回了自己的家，经营那几亩责任田，农闲季节就去建筑工地打工。

但那5亩玉米的事情，一直在我心里纠结着，渐渐地到了不吐不快的地步。我终于拿起了笔，把它写了出来，题目叫《孤独一片绿》，写那片玉米面对侵犯时的孤独与无助，写农民的善良和弱势。我基本上是照实写出来的，表现出了自己的愤与怒，写得痛快淋漓。写完后，我感觉内心一片空明，像卸下了一个沉重的包袱。

但这篇小说始终没有发表，我抄写了十几遍，投了十几家报刊，都是石沉大海。

直到事情过去10年之久的2000年，我在整理旧作品时，发现了这篇稿子。这时，我的生活环境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因为写作有了一点成就的原因，我先是被禹城市运输公司招工到机关办公室做文秘，后又应聘来到德州有线电视台，任编辑部主任。阅历的增长和文学知识的积累，使我一眼就看到了这篇小说所存在的问题。于是，我对它精心作了修改。在修改后的小说中，我给了“我”（三儿）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他以牺牲自己的工作为代价，保住了那片玉米，而那片玉米不但没有给乡政府的工作抹黑，而且得到了县领导的表扬（县长笑着对他说，这片玉米还没成熟，你们没有搞“一刀切”的形式主义，这很好）。而乡长也对自己之前的做法有了懊悔（乡长急忙跑出帐篷，四处观望，却没有看到一个人影。一阵晨风吹来，空气里溢满了玉米的馨香。乡长吸吸鼻子，眼睛湿润了）。这样一改，整个作品的调子清新明朗了，更重要的是，融入了积极向上的思想，使人从作品中看到了人性之美，看到了光明和希望。

小说的题目也改为《玉米的馨香》。我开始把这篇小说投往各个报刊。那时，我还存在着一稿多投的陋习，这都是多年写稿屡投不中养成的。没想到的是，这篇小说很快被《百花园》《新安晚报》《齐鲁晚报》等全国十几家报刊发表。在2001年举办的“首届全国微型小说年度评选”中，《新安晚报》的编辑老师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下，将这篇作品推荐给了评委会。直到评选结果公布，我对此事还一无所知。后来接到山东威海的文友魏永贵打来的电话，我才知道，我这篇小说在这次评选中获得了一等奖，而且在10名一等奖中排名第二。我找出获一等奖的名单看了看，获奖的全是一直活跃在小小说文坛的大家，没有一个是像我这样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此后，这篇小说所带给我的福音是始料不及的。先是《小小说选刊》《微型小说选刊》等三十几家报刊杂志纷纷转载，后又入选了《中国新文学大系》《世界华文微型小说双年选》《中国新时期微型小说经典》《微型小说鉴赏辞典》《中国当代小小说大系》《中国微型小说名家名作百年经典》《中国小小说300篇》等20多种选本。来自大江南北的邀稿电话、邀稿信也使我很快“稿债累累”，这大大激发了我的创作热情，几年间，写了数百篇小小说，先后正式出版了小小说集《电话里的歌声》《母爱的震撼》《善良的回报》《百年魔咒》等十几部，其中，前两部获得了“冰心儿童图书奖”。

《玉米的馨香》多次成为我的代名词，去郑州开会，负责接待的邹磊兄见了我不叫名字，直接称呼“玉米的馨香”，去北京开一个小小说的会，登记的时候一报名，人家直接就喊出了“玉米的馨香”……

近些年来，我把主要精力转入了中短篇小说的创作，有几十篇作品陆续登上了省级刊物和国家级大刊，还获过省内外的大奖，但没有一篇作品能像《玉米的馨香》这样在圈内广为人知。这使我明白，作品获奖和上大刊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作品的质量要对得起读者。做人，是要讲良心的，而为文，也要讲文学的良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