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读到江西作家贺传圣以土地革命为题材的长篇小说《布谷梦》，让我感觉这是一部有别于当下革命历史小说创作潮流的作品。它描写井冈山外围的一个小山村在大革命失败之后如何重新点燃革命星火，讲述一群贫苦农民如何基于各自不同的命运遭际走上革命之路。在我看来，这是一部再现中国革命真实面貌、回到唯物主义革命史观的长篇小说。

新时期以来，尤其是上世纪90年代以后，关于中国革命的文学表达出现的显著变化，便是对以往的革命现实主义创作原则和方法的疏离，而这背后是一种历史观、现实观的改变。某种意义上，在“告别革命”的观念下，革命被看作是一种为了追求乌托邦理想而给现代中国带来诸多问题和麻烦的激进主义。这种观念对当代文学的影响也是非常深刻的，我们看到，今天的一些文学创作不是去揭示和表现中国革命的历史必然性、进步性，历史被看成是权力、私欲乃至于本能欲望的产物，历史运动的理性和合目的性被消解了，呈现出颠来倒去的非理性面貌。美国研究中国现代史的著名学者德里克把这种历史观界定为冷战结束后世界进入到资本主义全球化状态的“后革命”或“后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

在我看来，《布谷梦》的独特之处在于它没有被这样一种历史观（或意识形态）左右。作者对革命的理解和表达始终立足于一个质朴但却是基于人（无论是个体的人还是作为生活共同体的群体、社会）的本质需求和动因的判断，这即是说，革命说到底是一种社会性、根本性的变化，它源自个人——受穷受苦受压迫的人——改变命运的梦想和诉求。在一次研讨会上，作者曾介绍说，作为一名生长于红色摇篮井冈山附近（江西永新县）的知识分子和作家，他从小就熟悉那里的山水风物、乡风民俗，听到过大量乡民（里面也有许多他的亲属）的革命故事，出于一种真实记录他们革命历程的朴素愿望，他不愿意以一种非理性的混沌史观来描写这样一段历史。比如作品中的主人公吴珍是一个不堪忍受财主欺凌而逃出家乡、最后走上革命道路的轿夫，其原型就来自作者一位未出五服的族叔公。按他家乡的族规，轿夫作为娼、优、差、替四大“贱民”中的“替”，被排在末位，连进乡祠的资格都没有。因此，当这样一种命运的人物遭遇用马克思主义学说武装起来的现代革命时，便会像干柴碰到火苗一样燃烧起来。这一点就连德国的自由主义思想家阿伦特也看得很清楚：“只有当人们开始怀疑，不相信贫困是人类境况固有的现象，不相信那些靠环境、势力或欺诈摆脱了贫穷桎梏的少数人，和受贫困压迫的大多数劳动者之间的差别是永恒而不可避免的时候，也即只有在现代，而不是在现代之前，社会问题才开始扮演革命性的角色。”这即是说，革命不是什么非理性的欲望或无序混乱的产物，它带给现代中国的也不是激进主义，乃至于专制主义的动荡和倒退，它是最广大的民众为改变自己的命运而联合起来反抗强权与压迫的社会实践。

《布谷梦》对三个主人公姜俊杰、桃姑和吴珍的塑造，我觉得作者抓住了他们各自参加革命人生的内在需求和表现，这是让作品立起来的一个重要因素。比如姜俊杰是一个谈吐文雅、举止内敛、有良好道德修养的知识分子，又是受党教育的职业革命者，他所进行的革命活动有着鲜明的时代烙印。他点燃了山乡的革命烽火，深入到穷苦百姓当中，发动群众和地主土豪斗争，这都是马克思主义社会革命的基本理念，也是土地革命时期党的基本路线方针。还有吴珍和桃姑这两个人物，他们遭受的生活之苦、阶级剥削以及宗法势力的压迫，是他们勇于革命的动因，也决定其面貌和人生轨迹。尤其是桃姑，这位女性的命运堪比祥林嫂，出嫁三天，丈夫就抱病身亡，桃姑因此被乡间视为克夫的、带来晦气的“瘟鬼”，避之惟恐不及。是革命改变了她的人生轨迹，带给她爱情、尊严和生活的希望。作者以细腻的笔触深入到桃姑的内心世界，真实地描绘出她从静如死水，到通过与姜俊杰接触而产生出钦佩、爱慕，在姜的引导下成长为坚定的革命者，直至与自己的爱人一道义无反顾地走向刑场。她与姜俊杰的人生结局自然是悲剧性的，但读来却不令人感到悲伤、绝望，因为我们从中看到了人物存在的意义和价值，看到人性与革命结合而绽放出动人心魄的美，也看到历史在他们身上展开的一种必然性。

在我看来，《布谷梦》是一部能抓住读者的长篇小说，这是因为作者善于讲故事，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把我们带到那个革命战争年代。作者在本本分分讲故事，写人物，在故事的展开中塑造出一群个性鲜明的形象，包括那些反派人物，没有什么花哨的东西。另一方面，作者又用散文化之笔展开一幅富有地方性色彩的风情画，把我们带到江南的风景、风物、风俗当中，流连忘返。更重要的是，在作者写实又不无诗化的描绘中，呈现出革命年代的山乡巨变，以及这种变化中的世道人心。

（《布谷梦》，贺传圣著，江西人民出版社2014年7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