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世纪初的中国小说家中，有相当一部分致力于底层叙事与苦难书写, 力图呈现所经历的时代影像和抽象历史。撇开文学命名问题，四川作家罗伟章自2004年始，以个人成长的专属区域为沃土，滋养出小人物、边缘者的人生悲欢和命运选择，多重生命线与可能性的交织在小说中由点及线，再以线成面，最终溢出其本来的视域，辐照更为驳杂的城市与社会，因而迅速以此类题材的写作向文学界昭告了自己小说家的名与实。今年《十月》第1期推出的中篇小说《声音史》则表明，罗伟章在自己以十余年笔力搭建的写作基石上又添玄妙之笔，其玄其妙或可以王弼解《易》的三个层面来诠释：言——象——意。
“声音”三重奏
正如罗伟章对此篇小说的命名，“声音”在文本中的重要地位昭然若揭：从回溯开始，小说主人公杨浪将一己的童年和成长、追求与幻灭，以及相关的所有生命光影和家乡全部色泽的荣枯一一以声音的形式记取。在明净的声音世界里，杨浪听见万物的周而复始，也觉察那些逝去的鲜活：学校倾圮，人去屋空，土地荒芜……小说开篇的亮点正是人物形象的设定，杨浪天赋异禀，对声音有着超自然的敏感和绝对的模仿能力，并凭此孜孜不倦地提供着叙事的策略。事实上，“声音”在《声音史》中拥有三张面孔：一是杨浪所能洞悉的一切声音本身；二是声音本身同时作为讲述故事的“声音”（voice），“变声”为叙事学话语层面的概念；三是作者罗伟章的声音，这也是杨浪真正想要发声却又始终失声的部分。这种“声音”三重奏的形式就好比“言象意”说中“意生象”、“象生言”，“意”藉“言”、“象”彰显自身，而“得意”则须经由“言”、“象”。
小说中，“声音”的前两张面孔既出任“言”，也表演“象”。在作者对事态现象与人物心理历程展开丝丝入扣的铺排之下，杨浪仿佛身不由己，一瘸一拐，转过院落，又走过山林，耳边翻腾的都是那些永远无法忘怀的浅吟低唱，声波振动出“普光”土地上细若游丝的斗转星移，每道波动都辉映着现代化征途中轰轰烈烈的喧闹，每个阅读者眼前都浮现出一幅张力无穷的现实图景。而这“言”的描摹刻画，一如其对“象”的全方位呈现，都使我们欣喜于作者日益精进的语言审美和写作能力。作者在熟知并衷情的乡土世界里辛勤耕耘着，书写时空的细微与宏大，文本的每一寸土壤都填塞着个体生命的真实，丰盈其中的是人性的光影交织，小说因而得以在其朴实的基调上渲染出一种磅礴大气，最终指向“声音”看不见的第三张面孔——变迁。无论指个体的成长，还是指时代环境的改变，对于身处其中的绝大多数人来说，变迁都是一个悄无声息又震天动地、一经觉察便或惧或喜，意欲言说又无可解释的复杂过程。
《声音史》试图作为这一阶段的样本和载体，在特定的文学地理空间上陈列出与其现实某节点同步的裂变，叙事节奏舒缓，字里行间弥散着切肤之痛。一次洪水退却，村子冷清寂静，宛如遗址，昔日生机勃勃的乡土上终于仅剩杨浪和夏青两个老人还在执著地坚守，埋藏在他们心底的悠远回味以一片沉寂中的孤影相照作为最后的抵抗……这场变迁最终走向了无声，“大音”本“希声”，这或许就是杨浪面临时代巨变难以发声的原因，现实的宏阔既难归入一隅的模仿再现，更难凭少数者的自我放逐而稍作拖延。
游走在“言象意”之间
优秀的写作者往往都拥有洞悉世界、揣摩人生、思考活着的专属视域和独特方法，这也是罗伟章笔耕不辍的重要向度。《易经》云：“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声音史》以形下听觉写形上之时空意识，这种象征手法成为作者于该向度上“在场”的最佳证词。如果说作者的世界观是小说之“道”，那么文本形态便坐实成小说之“器”，具体到《声音史》这部8万余字的中篇小说，则涵盖了“言象意”三个具体的层面，其成功架构乃归因于作者罗伟章逐渐激活的叙事奇才。
叙事学话语层面的“声音”概念，指各种类型的叙述者讲述故事的声音，具有特定性、符号性和技术性等特征，是一种重要的形式结构。《声音史》中，作者将杨浪作为主要叙述者，同时将其形象设定为具有超凡的听力，而杨浪对故事的讲述总是围绕其关于声音的能力展开，从而声音本身被作者巧妙地幻化为叙事策略，“声音”作为一种概念的集合由此建立了小说的叙事模式，它游走在“言象意”之间，交代着“乡音”式微过程中的呐喊与彷徨。
杨浪在小说中同时担当着故事人物和叙述者两大角色，“声音”作为两种角色的主要交集，为他们分别提供着巨大的便利：它一方面使主人公杨浪真实可感，具有明确的主体性和强烈的抒情性；另一方面又使他能够随时随地凭借对声音的记取任意切换叙述时空，以此获得在文本结构上的开合自如。通常情况下，作者会有意无意地将自我的价值取向、情感体验、生命思考、艺术感悟一应投射到叙述者身上，而《声音史》的巧妙之处正在于，小说是在杨浪对逝去声音的记取中追述虚构的乡土，声音的客观性顺理成章地屏蔽了叙述者被作者文化价值取向赋予的主观性，营造出一种自然的故事场面，并且使杨浪得以进入全知视角的范围：这些故事大多不是发生在杨浪身上，但是杨浪通过听见“声音”获得了全知的能力，他甚至可以出入不同人物的内心，对故事做全方位的把握，同时又不显得生硬。
在这种虚实相生的叙述结构中，叙述者杨浪作为艺术创作的客体更多的成为理念的产物，与小说中的其他虚构人物分属于两个错落的本体存在层面。尽管这不可避免地带来了杨浪在人物形象丰满度和鲜活度等方面的欠缺，但罗伟章到底是通过“声音”为故乡历史虚构做好了叙事的人称视角和叙事空间准备，“普光”或许离高密东北乡和香椿树街那样的文学地理空间还有一段距离，但它已然进入了我们的视野。
关于“意”
作者之“意”乃小说之“道”，好的小说常以言外之意的隽永营造意犹未尽的艺术效果，《声音史》也不例外。小说正是通过全方位的现实描写烘托出一种超现实的力量，它致力于表达宏大历史潮流中个体力量的微弱与坚守，我们从中不难体悟作者审视文化和理性，反思现代性，批判城市化，从而呼唤某种永存本真的用意。
罗伟章的用意叠加了小说的惯性，这驱使读者进行几番慎重的思考。更可怕的是，一些乡村题材书写在自我满足式的写作中，小说人物趋向理念，与现实中活生生的劳动者丝毫不亲近，所以被书写者不认同书写，他们与其接受这种被俯视的憋屈，倒不如在冲决中伤痕累累，然后走向开阔，走向兴盛，走向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