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鲁迅文学院高研班学习，是梦中之梦——从来都不敢做的梦。
不是自卑，而是准备不足。所以，我只能潜心学习耕耘，小步慢跑，逐渐靠近。2012年，我参加了鲁迅文学院西南班的学习，虽然只有15天，但醍醐灌顶的点拨给我带来了观念上的颠覆，促使我大胆地扒开了鲁迅文学院高研班大门的一丝缝隙。没想到，年过五旬了，居然遂我所愿，走进了鲁迅文学院的大门。
法国作家巴尔扎克曾说“苦难对于天才是垫脚石，对于强者是一笔财富，对于弱者是万丈深渊”，我深信不疑。
我的童年是从那个动乱年代熬过来的。1975年小学毕业后，由于受“家庭出身”的影响，我没能被推荐上初中，13岁便辍学务农，靠放牛、割草、种地挣工分糊口。稍大一点，我走进小煤矿转运煤炭，3公里的山路，挑100斤只有一毛九分钱的运费。14岁的我一天下来最多能挣两元多，刨去生活费，一星期能剩10元钱拿回家给弟弟买米。每当把钱交到父母手中，看到父母的笑脸，是我一个星期里最快乐的时候，就连不懂事的小弟，也会给我盛饭夹菜，我的人生中第一次有了成就感。我浑然不知这种过早过重的负重对我身体的摧残有多大，依然一如既往当我的搬运工，为了一星期一次的快乐。
粉碎“四人帮”后，1977年小学升初中需要考试，已经辍学两年的我失去了上学资格。我请人代写申请，找到了公社的远房兄长，苦苦哀求，最终被放在了一个既招小学生也招初中生的学校去上学。初中期间，我遇到的两位语文老师，对我的文学梦起到了启蒙作用。我的作文总是作为全班甚至全校的范文，被抄到学校的墙报上，同学们投来羡慕的眼光，着实让我受用。那时的我并不知道文学创作是什么，只是默默地喜欢。
考上高中后，因为家庭依然贫困，无法承担一个星期6元钱的生活费，再也不能供我上学了。不管我怎么哭闹，都无济于事，只好复读一年初中考中专。谁知一年后，县教育局下文件，不让头一年考上高中再复读初中的学生报考中专了。上学这条路断了，我该怎么办？已经18岁的我，对自己的未来充满了恐慌，整天与父母吵闹，最终决定当兵，跳出农门。回过头来看，青少年的苦难、三年的初中生活和不屈的性格，为我的文学梦作了最原始的准备。
我走进了铁道兵军营。铁道兵的艰辛众人皆知，常年流动，绝大多数时间都在荒山野岭，边塞戈壁。我来到青海柴达木盆地的格尔木，参与了青藏铁路一期建设，在茫茫戈壁每天面对的都是钢轨、石头、沙子，以及灰头土脸的战友。工作之余，我的手里总是捧着一本书。直到有一天，我因故和一名老兵在工地发生冲突背上了思想包袱，连队指导员做我的思想工作，使我很快由后进转变成先进得到嘉奖，团宣传股干事贾国春到连队采访我时，我才知道新闻报道是咋回事。从此，我就梦想有一天能像他一样肩挎黄挎包到连队采访写稿，让自己的文章和名字出现在《铁道兵报》上，那该有多神气！尽管幼稚得可笑，但却给了我无穷的力量。
那一年，我为自己的一生立定了志向，那也是我苦苦追求一生的梦想。
1982年4月，我被调往石家庄铁道兵工程学院，从事房屋建筑。因为我既不是干部，也不是军校学生，根本办不到借书证。为继续我的梦想，每天下班后就去找图书馆管理员套近乎借书。起初的三个月里，我把每月仅有的11元津贴费大都用来买糖，自己舍不得吃上一颗，一见面就给管理员抓上一把，糖吃完了，可书却一本也没借到。精诚所至，金石为开。一天，管理员对我说，要我用钢筋帮他焊一个鸡笼子。为此，我每天下班时就从工地悄悄带上一截钢筋压在床板下，好不容易凑齐了，趁天还未亮用砂浆车偷偷推到学院外面，把鸡笼子焊好，交给了那位管理员。从此，古今中外的各种名著，任我如饥似渴地享受。从那时开始，我真正做起了自己的文学梦。
为了强迫自学，我用小刀在手腕上刻了一个“忍”字，涂上墨水，一抬手就能看见。阅读成了我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下班看书，起床看书，熄灯号吹响后躲在厕所或洗漱间的灯光下看书，酷暑寒冬从未放弃。为了看书，我心甘情愿去当小工，给老兵搬砖、供砂浆。我体力好，干活卖力，一鼓作气把砖和砂浆供应到位，利用备料间歇，把书从裤兜里拿出来坐在砖头上继续阅读。
1984年转工后，我和大多数战友都沉浸在“铁饭碗”的欢悦之中。但在短暂的手足舞蹈之后，陪伴我的依然是水泥、砂浆、碎石、钢轨和总也不离身的书。在工友们此起彼伏的鼾声中，我独自坐在砖头摞起的凳子上趴在床边读名著、做笔记。上班哨声一响，我把书塞进裤兜里，扛上铁锹、推上砂浆车就上工地，一路走一路唱，煞是开心。
苦难如一炉烈火，锻造着我的意志，也如一笔人生财富，在默默地积累。我深深体会到，只有经历了痛苦的煎熬，心智才能真正地走向成熟。1989年初，我突然被破格提拔为工程段的团委书记。那种心情就像范进中举，需要老丈人一个耳光才能清醒过来。从此，我的人生开始柳暗花明，手上茧花逐渐凋零，纸上行文开始行云流水。尽管工作环境和性质发生了变化，但我的文学梦想依然云绕不散，愈加强烈。
转眼到了1992年，因为企业改革撤销工程段，我失去了团委书记的岗位，又回到了生活的原点，在南昆铁路白石山隧道口的施工队当负责生产碎石的工班长。尽管这个意外令我始料未及，但过去的经历教会了我如何面对挫折，我很快就调整了心态。蜕化的茧花再次盛开，但这双手依然在忙里偷闲中翻动着中外名著。隐隐之中我感到，我的梦想不会太遥远了，惟一要做的就是坚持和等待。半年后，我被调往另一施工队担任计划统计员，有了更多的业余时间，随我天南海北流浪的那些书籍，又回到了我的手中。一晃又是两年，1995年8月，领导通知我到北京《中国铁道建筑报》（原《铁道兵报》）报社住勤学习，没想到却遭到了妻子的强烈反对，理由是统计员这个职业很吃香，逢年过节包工头会送上二斤猪肉打牙祭。虽然过惯了穷日子，但我毫不犹豫地舍弃了二斤猪肉的诱惑。
来到报社，我的眼界豁然开朗了。那种选稿、改稿、校稿、评稿的过程和散发着阵阵油墨香味的氛围，令我兴奋不已。我吃住在办公室，白天协助编辑工作，晚上像“疯子”一般奋笔疾书。通过编辑们的传帮带和自身多年的储备，在一个半月里，我写出的29篇新闻、文稿被全部采用，其中3篇在年底被评为优秀稿件。15年的苦苦追求、15年的痴心不改、15年的坎坷曲折、15年的熬更守夜，终于出现了井喷。第二年春天，已经34岁的我，如愿被调往公司宣传部，做了一名专职新闻干事，我知道，我接进了文学梦的边缘。
时光荏苒，白驹过隙，转眼又一个15年过去了。我随着铁路的延伸走遍祖国大江南北，采访了无数风餐露宿的铁道建筑人，以报告文学的形式报道了大量抛家舍业的先进典型。我自己也因为新闻成就和文学收获先后担任了企业的宣传部长、政研会秘书长、集团办公室主任。每一次变化，无不与围绕企业发展撰写的时代报告密切相关。在文学与工作的结合中，我找到了价值体现的契合点。
2014年9月，重庆作协推荐我到鲁迅文学院高研班学习。因为鲁院规定，学员年龄限制在45岁，个别优秀者可放宽到50岁。已经52岁的我，显然被挡在了门外。在重庆作协的力荐之下，我终于追上了这趟人生之中的末班车。
文学让我的人生灿烂。我要欢呼：苦难万岁！理想万岁！坚持万岁！
（作者系鲁迅文学院第二十三届高研班学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