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鸢》的创作缘起因我祖父遗作《据几曾看》编辑的一封信，希望我从家人的角度写一写祖父的过往。曾考虑写一部非虚构作品，通过个体的角度宕开，延伸至家族脉络，以此折射中国近代知识分子的发展路径。

前面做了近三年的案头工作。在这一过程中，祖父生前的好友陆续去世、凋零，这给写作展开带来阻滞，也造成感情上的撞击。亦因这段时间与父祖辈的接触，让我切实感受到那个时代的轮廓。我问自己，单纯从非虚构的角度去写是否是合适的选择？事实上，“非虚构”有相对科学与严谨的一面，但就历史的体认、把握和再现而言，是否最为恰如其分？

一个时代，单纯以一个学者、或精英知识分子群体为核心去勾勒，还是拘囿。理想中的切入点应该是自下而上式的。传统中国有所谓三分天下的文化建构，“庙堂”代表家国，“广场”指示知识阶层，而后是“民间”。民间一如小说之源，犹似田稗，不涉大雅，却生命力旺盛。《北鸢》最终选取从我外祖父的角度切入，这种角色或立场的把握与调整直接影响到写作从文体（从非虚构变成小说）到整个气质的改变。书里依然也可以看到以我祖父为原型的人物，但给读者的感觉，异于非虚构作品表达的那种质地净冷之感，更为柔和，且具温度。

以民间的立场来看时代，维度不拘。我外公出身资本家，因幼时的经历，目睹军阀政要阶层从繁盛到凋落的过程。之后人生种种，得以举重若轻。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是一种来自于民间的态度。陈思和教授说过，民间中国的文化体系中，扮演包容力盛大的意象。民间视角灵活舒展。把知识分子群体放到民间更大的维度去审视，与提取出来单纯勾勒效果迥然。

1905年科举废除，“学而优则仕”的道路被仓促剪断。知识分子阶层出现了一系列分化。在《北鸢》中写到一个画师吴清舫，有“清隐画家”之誉。但在二次革命后，设帐教学，广纳寒士。某种意义上担当了公共知识分子之责。另一类是以我祖父为原型的毛克俞，其因青年时代的人生遭遇，特别是看到舅父（原型是陈独秀）在一系列政治选择后落幕的惨淡晚景，就此与政治之间产生了很大的疏离感。他在学院中保持作为一个艺术家的纯粹。其最重要的作品在上世纪40年代完成，避居鹤山坪，埋头著述。我在小说里处理得更浪漫些，写他在母校杭州艺术院旁开了一个叫“苏舍”的菜馆，菜单开首写着苏子瞻的诗句“未成小隐聊中稳，可得长闲胜暂闲”。实际是半隐半士之态。此外在第二章，写到孟养辉这个人物，原型是天津的实业家孟养轩，亚圣孟子的后代，经营著名的绸庄“谦祥益”。孟养辉的姑母昭德，不屑商贾，他便回应说，所谓博学于文，行己有耻，如果有一个诗礼的主心骨，做什么都有所依持。因家国之变，我选择实业，所谓远可兼济，近可独善。

这些人有着不同的时代认知立场，处世方式各有千秋。知识分子的分化正是民国不拘一格最为明晰的表达。这是时代的包容，也是民间的包容。而我的外公，从某种意义上恰似民间的剪影。虽无峥嵘头角，却看尽他处的人间风景，在军阀家庭里成长，随母亲跑反，有过很短暂的军旅生涯，经历了诸多波折后，尘埃落定，性情一如既往的温和，回归生存本位。他是一个人，也是一代中国人，平定中和，拥有与时代和解的能力，彼此砥砺，也相互成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