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12月27日早晨，一位老友在微信问我：田聪明的事是真的吗？此问一下子将我问到五里雾中：他能有什么事？刚拿起笔来，电话响了，是內蒙古一位朋友，问的还是田聪明，我问他指的是田聪明的什么事？他回答：听说他昨晚去世了……接着，原《中国作家》主编、作家艾克拜尔在朋友圈里发了正式消息，并附了田聪明的简历和他的泣血之作《妈妈的心》。
啊？……我再不愿相信他已猝然离世，也真真切切地成为现实了。两个多星期前我们还通过电话，他说他住在北京医院，我问他怎么不好？
他笑笑说：他们说我缺钾，缺钠。
这算什么病？因为知识贫乏，我颇不以为然。
医生也说不清。看来他跟我一样，因不懂而不以为然。
我去看看你，还可趁此机会聊天。
你别来，我白天在这里输输液，晚上回家。
还是离不开你家的面条？他自西藏回来后一直胃下垂，最怕在外面吃饭。
这瞒不过你。我们笑着收了电话。万没想到，这轻松又少不了谐谑的电话，竟成了我们的隔世之音。
“文革”年代，我被发往内蒙期间我们相识，光阴荏苒，至今算来已经40多年，那时，他在巴彦淖尔盟写作组，我在巴彦淖尔报编副刊。上世纪70年代末我回到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他则一路上升直到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和西藏自治区党委副书记。1990年秋，他在西藏任期届满，回到北京等待分配工作。一天上午，他不召自来，爬上五层楼，来到出版社分给我的宿舍楼。对他不忘老友亲自爬楼来访我自是喜出望外，调侃说：没想到书记变田公，真下基层私访来了？
又拿我开心，他憨厚地笑笑：我是千里上高楼，上楼求教来了。
我们开心大笑。原来，中组部已同他谈过话，让他去广电部任主管电影的副部长，他想听听我的意见。
他既礼贤下士，我也就直抒胸臆：我也以为管电影不错，虽属意识形态漩涡，情况复杂，专业性强，但只要你能像对我一样礼贤下士，肯于求教，再多读些专业书，以你的聪明才智，不久就会成为专家领导。
他大笑：又拿我开心，给我介绍几本专业书吧，从今天开始就要学起。于是我俩就从我的书柜里找出两本书来，记得都是夏衍谈电影的著作。
时间已近中午，我的妻儿早已去美国定居，我慌愧中提出找个附近餐馆吃饭，他却把我拉到他临时旅居的金台饭店用了顿自助餐。
聪明实在且雷厉风行，上任没几天就去了北影小西天的演员剧团宿舍调研，他离开不多时，当时的北影演员剧团团长毕鉴昌就来电话说：于洋、葛存壮都让我给你打电话，告诉你，你这哥儿们田聪明不错，一上任就来访贫问苦了……
他上任分管电影的广电部副部长消息不胫而走。一天，一位广电系统的朋友电话问我能否与聪明聚聚？我不谙官场，那时什么会所之类的腐败也不似后来的猖獗，便不假思索地说：他刚上任，我约约看。第二天是星期四，我就打电话说了此一邀约，问星期六能否一聚？他笑说刚刚上任，不知周六有无安排，让我星期五再通话看看。我如约周五又一次与他通话，他抱歉说不巧，周六有一日本电影代表团需他接待，此事只好推后。身在其位，工作第一，我自然懂得，此后一段时间也就遗忘了此事。可那位提出动议的朋友并未忘记，大约一个多月后，他又催问，我和聪明又依前重复了一遍，结果，他周五告诉我又是周六有安排。那动议者有些失望，我也感到心中不快。转眼到了那年年末，当时健在的又一位老友、财政部副部长李延龄发起老友聚会，迎接新年（我们那时的聚会例来是约定俗成的轮流作东，自掏腰包），既是老友，从不讲身份、官阶、职业，在座者，有田聪明、梁衡，作家文人柳萌、王朝柱、徐刚、杜卫东和我，大家你言我语，谐谑调侃，不排座次，更不习惯称谓官衔。入座未久，聪明就笑望着我，调侃说：我最佩服的还是硕儒。
我一个穷文人，有什么可让部长大人佩服？我正好借机撒气。
他权当无意识，继续对等着听下文的众人说：那天我去他家拜访，走进他家过道差点被绊倒，低头一看，原来是半袋大米，口袋外面到处是尘土。你们说，这么一个大文人，老婆孩子已经去美国十来年，他还能一个人苦苦坚守，能不让人佩服！
朋友们一听，笑闹的，慨叹的，不由得人人举杯干了一口。
我知道他是想借此消解两次未赴我邀请的不快，他越要抹平，我的气越上升：谢谢你不知是真是假的夸奖，但我只想提醒你，聪明，官越大，越要随和点！
我怎么不随和了？他笑望着我。
你还随和？两次请你都有事。我一介穷文人，一无所有，只有一份自尊，谁要是伤了这份自尊，我什么都可以不要……那时虽已不是少年，还是那么气盛，今天想来，大抵是文人的自傲自怜再加胸襟不宽，我猛灌一杯，竟然高声起来，以致向以脾气大而闻名的王朝柱、柳萌都不断打圆场，聚会的后来还是情意融融至晚才归。走至门外，当聪明已坐入轿车后，还特意摇开车窗问我“有没有车？”我则拍拍我的自行车座答：你有你的奥迪，我有我的飞鸽！他笑骂了一声，坐车离去。
聪明比我小几岁，他虽身居高官，却从来掬老弟礼，逢年过节，总要电话一拜，而且每次都要我代向柳萌、朝柱问好。转瞬又到春节，我倒想看看他是否记恨我对他的当众不恭？出我所料的是，到了大年初一，他又谈笑风生，来电拜年。我不能不自悔自己修养不高，感念他胸怀宽阔了，我甚至对朝柱多次感叹说：难怪他当部长，肚量着实不是我辈堪比呢！
翌年春天的一个晚上，朝柱突然打来一个电话，我说你不是去泰国访问了吗，还想着给我越洋电话？他叹口气说，横遭不快，还得求助老兄。原来他的电影剧本《长征》本已约定开拍，但主持拍摄的某电影厂又不十分满意，于是擅自约请另一作家与导演共同修改了剧本，决定买断版权，不再署朝柱之名，一位厂领导并携版权费登朝柱家门请他签字，作家无不自尊，朝柱尤然，他一气之下，将那领导轰出家门。可那时，影视尚未如今天般被资本冲击得乱了阵脚，厂方的权力和导演中心制还在坚守阵地，朝柱颇为此愤愤，问我能否求助聪明？我的确有些做难，说我刚跟人家发过火，转眼又求，会不会……他说你就打个电话吧。碍于朝柱的心情，我还是腆着脸打了电话，未料，聪明听了事情的原委后，回答十分慷慨：版权本归原作者所有，既然朝柱不同意，那就该商量解决，这事你们不用管了，我来协调就是。果然没过多久，影片开拍，编剧由三人署名。
大约是1996年春，聪明调任新华社社长有年，一位内蒙老友约我一起去聪明办公室。未聊多久，那老友说，听说新华社在深圳有一块地要卖，正好他的一位朋友公司想买，问聪明能否给深圳分社打个电话知会一声？他听后笑笑说：生意方面的事我从来不管，你的朋友要买，投标就是。
那老友玩笑说：你这社长白当啊，打个电话还不行？
聪明也玩笑：正因为不白当，我才不能打这个电话，我从来两袖清风，不沾经济上的边。
那老友拍着他的肩：就你是两袖清风的清官，我难道是贪官？我一没拿别人的钱，二没给你塞钱，不过是受朋友之托，求你打个电话……
你小点劲好吗？我的肩受不了你那么重的手。他们嘻嘻哈哈地斗嘴，聪明还是不打这个电话。
多年来，田聪明不替朋友办事的名声传扬在外，其实此言不公，如朝柱那种受人不公又不合法的事他历来旗帜鲜明，从不吝惜用权用法；而对于或明或暗或巧立名目以权谋私的事，他不但不帮任何人，也从来不帮自己。退休后，曾有一所名牌大学开价年薪30万邀他出任新闻学院名誉院长，他对之想也不想，一口拒绝。难道他很有钱？有一年他正在国外访问，其妻打来越洋电话，说要他申报个人财产，问他家里到底有多少钱？他说不是全在你那里吗？你一定要清清楚楚申报，连股票、基金全部算清，结果，其妻一并算清后，夫妻俩辛辛苦苦工作几十年，他也为官几十年，一共积攒了人民币60余万元。这就是从1980年到2008年，从副厅到正部整整38年的田聪明一家的全部积蓄！
他走了，真的是两袖清风地走了，我不由得含泪慨叹：
尘埃不染是为清，节操千古；
礼贤下士是为贤，德馨永在。
这就算我对他的追念吧。又是年关佳节，我们又少了一位相互拜年相互祝愿的挚友。呜呼，聪明走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