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识王秀琴好多年了。知道她还要更早些。身在吕梁山深处，心却寄托在无际的文学世界里。就我认识的人言而，像她这样对文学执著者不能算多。文学是她的希望所在、生命所在、价值所在。这些年，王秀琴一直在写一部关于中国明时著名数学家王文素的传记。这一题材对任何写作者而言，都是一大挑战。首先是知识积累方面的。人们对数学的发展了解不多。如何把数学中的相关内容转化成为文学语言是比较困难的。其次是王文素本人留下来的史料不多。他甚至长时间不为人知。如何把他的一生表现出来也就成了问题。更主要的是，此前王秀琴并没有撰写传记的经验，不知道她能否或者怎样才能合适地把握这样一个充满挑战的题材。也许，对于那些慎重的人而言，回避是最好的办法。因为生活中可写的东西太多了。

不过，王秀琴似乎并不在意这些。也许她本来就没有考虑过。她知道的就是，王文素是一位伟大的数学家，是吕梁山孕育成长的一代才杰。尽管充满了意想不到的困难，她还是一去不回头地开始了艰难的创作。王秀琴曾经拜访了很多了解王文素的数学家、科学家，可以说在这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当然也查阅寻访了很多相关的史料。这自然也是非常不容易的。据她说，还竟然按照王文素的演算办法大量地演算数学习题。这使我感到十分惊讶。因为我们写一位数学家，并不是要自己也成为数学家。但是，有些憨蛮的王秀琴竟然这样做了。真不知她为写好王文素下了多大的功夫。也许我们这些局外人是难以体会理解的。更让人意外的是，王秀琴并不是写了一本书，而是写了三本书。其中一本是关于王文素的传记小说，一本是具有学术性质的通常意义上的传记，还有一本是散文。这确实令人惊讶，并敬佩她的执著与勤奋。一个人，不论其能力有大小，专注地、认真地、努力地做好一件事就应该得到鼓励与肯定。我想，王秀琴就是这样的人。

王文素，山西汾阳人。他出身于15世纪中期一个中小商人家庭。后随父亲来到当时的直隶真定府饶阳定居并经商。这期间，王文素结合自己经商的实践，苦心钻研算学数十年，大约在明嘉靖三年，即公元1524年，年近六旬终于完成了10册30卷50余万字的《新集通证古今算学宝鉴》，亦称《算学宝鉴》，成为我国数学领域具有开创意义的集大成者。其算法，承宋元先河，开明清古制，复杂程度远高于宋之杨辉、明之程大位，甚至直至清时也是独一无二的。其在数学领域的贡献，首先表现在改进了传统的算法，并创立了许多新的算法。在立体图形的插图法上率先采用了现代轴测图中常用的正等测图法等。其次，校正了过去一些算法的错误。同时，其数学理论深入浅出，通俗易学。特别是珠算的内容极为丰富，使其功能得到了巨大提升。

著名的科技史学家李约瑟曾经指出，在文艺复兴时期以及之前，中国的科技一直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在《中国古代科学》中，他写到，“很久以来，西方世界丝毫不知道原来多少类似的技术革新创造都诞生于中国或亚洲其他国家，但就我们所知，西方发现这一事实后陷入一片窘迫的混乱局面”。他曾经与中国学者曾邦哲在上世纪晚期考察中国与欧洲，认为近现代西方科学、工业革命与现代艺术是建立在中国科技、文化、体制与思想成果基础之上的。但是，李约瑟也提出了一个著名的疑问，就是既然如此，为什么近代科学没有产生在中国，而是产生在17世纪的西方，特别是文艺复兴之后的欧洲？这一问题的解读应该是多原因的。这里我们并不需要进行详细深入的探讨，但也可以发现一些基本的线索。实际上李约瑟在其《中国古代科学》中也有解读。他认为中国的科技发展是一种“按部就班”或“内部稳定”式的形态，一直坚持一种“缓慢的速度持续发展”。“故而西方文艺复兴时期近代科学诞生之后，其进步速度大大超越了中国”。也就是说，在欧洲汲取了中国科技的滋养后，呈现出来的是一种爆发式发展形态。而中国仍然在一定时期内坚持着“按部就班”式的发展形态。这使人们看起来就会感到中国的科技成就比较少，也没有引发科技的快速进步以及工业革命等现象。

实际上除了李约瑟的这一观点外，原因还有很多。比如，一些科技成果是在中国很早之前已经完成的，因而人们并不认为这是近代成果。相反，由于在欧洲是近代以来才完成的，人们却认为这是所谓的近代成果。如李约瑟就指出，中国在公元659年已经有了钦定药典《新修本草》。而西方第一部钦定药典则是1618年的《伦敦药典》。二者时间上相差几近千年。但是，我们绝对不会说《新修药典》是近代科技成果。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对中国16世纪以来科技成果的研究仍然不够。如王文素，长期不为人知，直到400多年后的民国时期才被人偶然发现。他的研究中有大量的关于测田量地的计算方法。如梯田截积、梭田截面积、方圆台求积、立圆求积、三角田求面、六角田求面等均为几何内容。而按照李约瑟的观点，中国数学是“代数”思维，缺乏“几何”思维。或者也可以说，他认为中国数学对几何的贡献比较小。所谓“几何”，其原意即为土地测量，是研究形的科学。而王文素从实际运用的角度出发，已经对相关问题进行了比较丰富的研究。事实上并不仅仅是王文素对几何的研究有积极的贡献。在中国对几何的研究应该说同样历史悠久。如公元前5世纪，墨翟所著之《墨经》中已有关于几何图形的一些知识。在《九章算术》中已经记载了土地面积和物体面积的计算方法。至于勾股定理、圆周率的计算等更是影响至大。因而，对中国古代乃至近代以来的科技成就，还需要进行更为艰难深入的研究。

不过，作为一部文学作品，目的并不是要探讨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史，而是要写出活生生的人。王文素虽然出身商人家庭，其兴趣却在钻研数学。他一生可以说历尽艰辛，默默无闻，不求闻达，不图仕宦，淡薄荣华。在没有优裕的研究条件、财力支持、精神激励的情况下，王文素以研究为人生之至高追求、至大乐趣。这种纯粹的、无功利的精神品格令人肃然起敬、感佩由衷。他认为数学是“普天之下，公私之间，不可一日而缺者也”。因而王文素对数学的悉心研究首先是有非常浓郁的救世精神。同时，这也是他人生最大的快乐。所谓“陋室半间寻妙理，灵台一点悟玄机”，“料此一般清意味，世间能有几人知？”他虽然承受着常人难以承受的清贫、孤独，却在研究中感受到了人生的意义、价值。这种精神追求与人格操守不仅是中国传统文化中至为尊崇的，也是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