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江苏作家这些年来的创作实践，我们深切感受到：人民需要艺术，艺术更需要人民。获得第八届茅盾文学奖的毕飞宇的长篇小说《推拿》写了一个社会特殊群体——盲人按摩师的生活和工作。毕飞宇曾经在特殊教育师范学院当过老师，后来又和南京推拿诊所的盲人按摩师有了日常的零距离接触，了解他们的酸甜苦辣欢乐忧伤，走进他们的内心世界，创作出了全国第一部以盲人为描写对象的长篇小说，不仅得到广大读者的认同，许多盲人朋友也称道不已，这是作家与生活与时代与人民紧密相连结出的一朵饱满而奇异的果实。江苏另一部茅奖作品——苏童的长篇小说《黄雀记》则是从苏童少年时代生活的那片土地的泥土之中生长出来的，作品中人物栩栩如生，因为他们大多是苏童少年时期的同伴和邻居；作品艺术细胞鲜活，生活场景气象万千。因为根深，所以叶茂。周梅森曾经长时间在徐州市政府挂职，深入到当下政治生活第一线，关注政治、关心民生、关心国家大事，为创作《人民的名义》更是数度深入采访许多当事人，甚至专门到监狱看守所和腐败官员面对面谈心，收获了最真实最直接的第一手写作素材，这部小说和电视剧的成功，既是文学的收获，也是当前反腐斗争取得节节胜利的一个艺术标志。

一年多前，我从不同的渠道知道了一个名字许巧珍，她是江苏常州市一位85岁的居委会干部，在这个岗位一直干到生命最后一刻。从查出病症到离开人世的半年时间里，许巧珍住院时间不到一个月，在生命最后的日子里，她仍然惦记着居民的衣食住行和喜怒哀乐，大年初一在病床上用手机“遥控”安排居委会工作。给许巧珍送行的那一天，来了那么多的居民，那么多白发苍苍的老人给许巧珍鞠躬，那么多人眼中饱含热泪……许巧珍这个名字，就这样走进我的内心，深深地刻印在那里。我不由得想起30年前我刚刚当上专业作家，曾经在苏州的居委会挂职深入生活的情形，“居委会干部”这个称呼，极大地鼓动了我内心的激情，最大程度地调动了我的写作积极性。我去常州进一步了解许巧珍的先进事迹，又分别到了其他数个居委会，分别和数十位老中青三代居委会干部面对面深入接触，所见所闻，无不令我震撼，既感受到扑面而来的生活雨露，又有一种全身心扑向大地的壮怀。

我始终觉得自己的心和她们靠得很近，没有距离，没有障碍，一谈就很投入，一谈她们就掏心窝子。一方面因为我特别想听她们亲身的真实的经历，她们能够感觉到我的真心；另一方面她们自己也很想倾诉，有许许多多的话想说，因为她们经历得太多太多，正想找一个倾诉的渠道。一方想听，一方想说，于是一拍即合。

感人的事迹数不胜数，也许算不上惊天动地，却有着特别的温度和力度深深地打动了我，有力地触动了我，让我的内心、让我写作的库存饱满而有张力，以艺术的形式为他们代言的想法奔涌而出，我无法逃脱时代给予我的任务，无法拒绝把居委会干部这个群体的感人形象呈现给读者。

写作长篇小说《桂香街》虽然是一次带着题材去采访，确定主题才构思的写作，然而这一次的写作，我依然感觉风生水起，让我欲罢不能。作品中人物虽然是虚构的，但生活中的居委会干部时常在我的眼前和脑海中冒出来，她们的付出、她们的委屈，甚至她们的眼泪，都推动着我的写作，在写作过程中，这种动力是始终存在的，所以，写作状态始终是顺畅的、跃动的。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艺创作方法有一百条、一千条，但最根本、最关键、最牢靠的办法是扎根人民、扎根生活。《桂香街》的创作让我对此有了更深刻更真切的感受。一切优秀文艺工作者的艺术生命都源于人民。作家艺术家一定要同人民在一起，身处沸腾的生活之中，而不是站在一边观看，不是蜻蜓点水似的认识。必须沉下心、沉下身，摒弃浮躁。人下去了，思想境界才能上去，才能从更高的视点去观照、去反映、去描写。作家艺术家要接地气，作品才有“生气”、有“灵气”、有“人气”，也才显得“大气”。那些经典的文学作品之所以能够历久弥新，具有震撼人心的永恒力量，就因为它们充满着对人民命运的悲悯、对人民悲欢的关切，以精湛的艺术彰显深厚的人民情怀，作品始终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与时代脉搏共同跃动，展示人类共同的理想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