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我入选了中国作协“定点深入生活”的作家名单。在此项活动中，我选择了“引洮工程”这项甘肃省的重大惠民工程为对象，两年多的时间五次深入工程一线，与施工单位的一线劳动者同吃同住，下隧道、进深井，采写了系列报告文学，并且代表全国“定点深入生活”作家赴京，参加了中国作协组织的相关座谈会。

“定点深入生活”这样的工程，对于我个人而言，除了引发宏观的思考，在具体可感的微观经验上，也被深深地触动。比如，穿上工装，戴上安全帽，接触到那些风华正茂的基层建设者，那一个个活生生的年轻人使我不能不感慨，他们才是我们这个时代真正的脊梁。他们让我认识到，与大城市司空见惯的那种享乐主义对照，与弥漫在我们手机视野里的那些怪诞颓废对照，也许我们这个国度的真相藏在深山里，藏在隧道中、油田下，藏在艰苦奋斗的生产劳动现场。是这些真相在每一个局部兑现成我们的国力，从而最终支撑起民族的崛起，是这些极富青春能量的普通劳动者，让我们这个古老的国度依旧朝气蓬勃，充满希望。这样的感受，有效地涤荡着我天性中阴郁的那一部分倾向，让人感到振奋，感到被向上的力量所鼓舞。

以此为契机，我开始更加严肃地思考写作与生活的关系，从现实的真相里，汲取健康的力量。我们“70后”这代作家，接受文学熏陶的初始，离我们最近的文学资源，可能都是来自西方的现代主义，这种养分的确在很大程度上滋养了我们，成为我们想象世界时的本能性路径。但随着年龄的增长，随着阅历的丰富，至少我个人渐渐开始感觉到这笔资源已经难以完全为我的写作提供更丰沛的支撑。我深感自己需要新的文学世界观和新的文学方法论。完成“定点深入生活”后，我觉得自己有必要继续沿着这条道路去展开自己的文学实践。如果说“定点深入生活”还带有某种“规定动作”的意味，那么，其后我的探索就更加的自觉、更加的带着“问题意识”了。我想要厘清自己的文学态度，想要为自己寻找到更为宽阔的写作源泉。

于是，其后我深入城乡、采访了数十位“空巢老人”家庭，创作了以空巢老人为对象的长篇非虚构作品《我在这世上太孤独》。“空巢老人”已是我们这个时代重要的社会现象，对于这个现象的关注，在一定意义上有助于我的写作与时代发生紧密的联系，也有助于我理解时代的诸多困境。为此，我在乡间、在城市的养老院，多次与“空巢老人”吃住在一起，倾听他们的心声，一次次被生命的实相所打动。那段日子，我感到自己的思考和写作从未如此地接近“真情与实感”。作品完成后，被《当代》全文刊发，并且被《新华文摘》等选刊选本广泛转载，入选了中国报告文学年度排行榜，在网络上的点击量也持续居高不下，目前纸质书的第二次再版已经在编辑出版之中。在完成了这些纪实性的创作之后，我开始将笔端朝向了虚构性的小说创作。2016年，我多次深入基层派出所，与民警交朋友，以他们为对象创作出了短篇小说《出警》。该作品发表在《人民文学》上，同样也被选刊选本多次转发，入选了年度的排行榜，并且在不久前，刚刚获得了第十七届“百花文学奖”。

这些成果与收获激发着我的创作热情，也使得我对“深入生活、扎根人民”这一创作宗旨有了更为深刻的理解，文学的世界观与方法论都得到了更新，写作与生活由此发生出更加有益的关联。以前，我大约是可以被称之为“书斋式的作家”，现在，我渐渐主动自觉地走出书斋，积极参与到火热的生活中去，我走向大地，走向广阔的生活，精神面貌与写作气质都发生了潜移默化的变化。

感谢中国作协“定点深入生活”这项重要举措，在此举措下，已经有许多作家产生与我相同的感悟，我想，他们中一定有不少人和我一样，从中更加理解了写作的本意和文学的真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