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几年前我在《羊城晚报》工作，接触大量的社会新闻，现实的精彩远远超过了作家的想象。当年《小说选刊》约我写一个“新闻小说”，我的中篇小说《无巢》就是根据真实发生的事件创作的。社会正在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所能了解的只是它的一部分，作家把握这个世界变得十分困难了。作家要写出这个时代，写出具有时代感的作品，必须超越个人生活的圈子，深入更广大的生活领域，去体验、采访和记录。

我主要写散文和小说，散文是非虚构文体，必须深入生活。深入生活要有一定的广度和面，很多题材是我遭遇来的。这就是我这些年一直在外面跑的原因。人在行动中，心灵的感受是变幻最大最丰富的。

西藏是我形成作品最多的一个地方，我曾只身走遍青藏高原。走过藏北羌塘草原、阿里神山圣水，爬过珠峰，穿过雅鲁藏布大峡谷。从滇藏线走到云南时，我瘦了20斤，几乎换了一个人。心灵深处的改变更大。这些经历写成了《西藏的感动》《走不完的西藏》等4本书。今年5月，意大利作家、汉学家专程来广州，与我签订《西藏的感动》意大利文版的翻译出版合同。近20年了，这些书仍然受到关注。

这些年我进入长篇小说创作，与散文写作不同，长篇小说创作需要定点深入生活。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连尔居》写的是我家乡，我选择深入生活的点就是这个叫“连尔居”的村庄。这部小说是中国作协深入生活重点扶持作品。小说中的人物大都有原型。人物我作了采访，又重新进入他们生活的环境体验。

长篇小说《己卯年雨雪》也是写我家乡发生的事。是从老家营田镇发生的“营田惨案”开始的。为写好这部小说，我组织老家的人对惨案做田野调查，20多个人历时一年，寻找到了100多个幸存者。我对幸存者进行了采访。

小说是虚构的艺术，但不能太过于相信想象力，西方作家的实证精神是值得我学习的。收集资料与田野调查的过程首先是对于真相的叩问与挖掘，其次也是思考与酝酿的过程、发现的过程。尤其面对这样一个巨大又残酷的事实，我觉得虚构的小说特别没有力量。现代人越来越偏爱非虚构的东西，小说面对现实正在失去它的力量。我尝试走的是一条虚构与非虚构结合的路子。这样小说会有一股真实的气息，它能够对现实发言，就像一个人站到了大地上，它是能够发力的。

我开始研究大和民族，进入日本的历史文化，了解它的国民性。我看到近藤富士之写的《不堪之回首》，这篇充满了痛悔的文章让我震动、深思。我在想，作为一个人，我们之间究竟有多大的区别呢？她让我回到了常识——我们是一样的人。正是她引出了小说的女主角之一武田千鹤子。这时候我认识到要写好这个题材不能缺少日本人，离不开日本人的视角。因为这是两个国家间的战争。而我们这么多年都一直在自己写自己，日本人几乎成了一个符号——魔鬼的代称。写魔鬼容易，写人变成魔鬼就难了。从人变成杀人魔王的历程既有深奥的人性，也有政体、权利与国家运作的踪迹。但只有写好人变成魔鬼才有启示意义。

当年许多日本士兵写了日记。小说主角之一武田修宏就来自这些日记。书中几乎所有日军杀人的细节和战场的残酷体验都来自这些真实的记录，我并非不能虚构，而是不敢也不想虚构。我要在这里重现他们所经历所看到所制造的灾难现场。

光有书本是远远不够的。我需要去日本，去探寻这个民族与战争有关的心理与隐情。壬辰年春天我到了日本的九州和关西，甲午年冬天又去了东京、房总半岛、伊豆半岛和北海道，我采访了数位侵华士兵的家，寻找到了昭和时期他们生活的环境，还有人物原型。

《己卯年雨雪》出版后，引起了中日两国读者的反响。2016年3月28日，在小说故事发生地湖南湘阴，当年侵华的日本士兵、中国抗战老兵和营田惨案幸存者第一次坐在一起，反思战争、祭祀死难者、祈愿和平。日本一些读者、作家写信和书评表达对这部小说的喜爱。

今年德国法兰克福国际书展，已签订了英文、德文、俄文海外翻译出版合同，埃及、匈牙利、以色列也将签订。外文出版社将它作为2018年的重大选题，向全球输出英文版权。中国抗日战争文学作品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共鸣。我深知，这肯定与我深入生活，深入采访、调查、探索分不开。小说的力量就是真相的力量，还有真相激发的思想与艺术创造的力量。